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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一步: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广东模式(上)


2019-08-08 阅读次数:

摘要:广东先于国家层面的统一部署,率先启动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既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需求,也是高等教育后发赶超的内在追求,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国家治理格局中地方政府的自主行动空间。广东关于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构建多元开放的大学竞争发展格局,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以及政府、大学与社会之间协同共治这四个方面的探索,一定程度上切中了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难题,孕育着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经验。

关键词:高水平大学,后发赶超,多元竞争,协同共治,中国经验

本文系广东高校省级重大科研项目“广东高水平大学治理结构完善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实践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16WZ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58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有关统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议题;10月,国务院正式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决定重点支持建设一批高校和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走在了全国的前面。早在2014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同志就提出要加快建设若干所高水平大学。20154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意见》正式出台,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随即全面展开。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组织新闻发布会,专题推介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做法与经验。那么,广东为什么要先于国家层面启动地方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三年多来,广东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中有什么创新性的探索与实践?先行一步的广东,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孕育着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这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在持续推进实践探索的同时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

一、后发赶超:高等教育引领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

众所周知,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快速发展后,中国经济总体上进入一个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转型发展阶段。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所阐述的那样:“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它“要求经济不断地从现有产业向新的、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扩展”。[1]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传统的主要依赖土地、人力、资金投入的制造、加工等低附加值产业必须持续不断地向新型的主要依靠科技、创新、智力支持的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和升级,人力资源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将成为强化中国新时代核心竞争力、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由“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关键性战略抓手。

对于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肩负着走在全国改革发展前列使命的广东来说,这一转型发展的特征尤为突出,科技创新的任务尤为艰巨,人力资源的支撑尤为关键。但是,不仅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甚至与北京、上海、江苏以及陕西、湖北、四川等国内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比,广东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特别是能够引领支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的高水平大学的历史基础比较薄弱,高校、学科、专业结构不够合理,地域分布不够均衡,与国家和广东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对接不够紧密,都成为了制约广东区域经济社会创新驱动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的薄弱环节和突出短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启动高水平大学建设,大力度、高强度支持建设若干所高水平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学科,既希望广东在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建设方面实现“后发赶超”,也希望这种快速发展的高等教育能够为国家和广东的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但是,必须承认,关于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并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话题。一种观点强调大学的自由教育和自主发展,一定程度上希望大学保持“象牙塔”的角色,鼓励大学“为学术而学术”,主张高水平大学应当与经济社会保持适度的距离,主要着力于博雅人才的培养与纯粹知识的探索,同时对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批判与反思。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大学的开放发展,突出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坚持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应当与经济社会直接建立深度融合和密切互动的关系,致力于解决国家和区域科技、产业、文化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和具体问题。具体到广东而言,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行业企业,还是社会公众,总体上倾向于高水平大学要与国家特别是广东科技、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希望通过高水平大学建设尽快解决广东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但从高等学校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高校管理人员,还是广大师生员工,总体上倾向于高水平大学要更加尊重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既希望政府与社会的大力支持,也希望避免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过多特别是直接的介入与干预。在这种背景下,广东的高水平大学建设自然也面临着一个理念和价值的选择问题。

从实践来看,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强调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总体上更加倾向于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战略选择,在文件方案、实施操作、考核评价和动员宣传等各个环节均反复强调必须立足服务广东、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来布局和建设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特别是在高水平大学建设成效的考核评价中,除了学科建设、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高等学校自身发展的内容外,专门增加“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版块,并设置了30%的比例和权重,以此引导高水平大学参建高校主动对接和深度融入广东区域经济社会重大需求。我们认为,这是广东省地方政府在面临后发赶超压力和激烈国际竞争形势下的一种正确的战略选择。事实上,大学逐步走出“象牙塔”、从社会边缘步入社会中心、从单纯的教学场所扩展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领地,不仅是中世纪以来大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也是现代美国大学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对于中国这种处于后发赶超阶段的国家来说,大学紧密对接、深度融入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致力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既为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大学自身的创新发展、竞争发展、持续发展创造了不竭的动力与活力。

二、政府介入:构建开放、多元与竞争的发展格局

组织理论的研究表明,任何一个组织都有自我强化、自我封闭的内在动力和组织特性,因而历史上没有多少组织能够“基业长青”。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存在着自我封闭、自我保护、抵制变革的组织惰性,在一定历史时期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具体到中国来看,众所周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大学总体上主要依赖政府的指令、计划和管理,既缺乏主动面向外部社会特别是市场竞争发展的外部压力,也缺乏围绕功能使命、组织结构和制度机制进行自我改革与创新的内在动力。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能够克服和避免参建高校“等、靠、要”的实践惯性,引入一种源自外部的推动力量,引导和激发大学根据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进行深层次的使命反思、组织再造和制度创新,自然成为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中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和现实命题。

从实践来看,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这种外部力量不仅来自于政府的直接介入和推动,更有价值的是政府的角色扮演和方法选择。与传统上政府单纯地对属地高校支持和建设的做法不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不仅局限于对区域内已有高校的重点支持,而且采取了一种“外引、内联、本地建”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一方面是重点高校的“本地建”。除了2015年全面启动对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7所重点建设高校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等7所高校的18个重点建设学科进行的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建设外,2016年初,广东省委省政府还启动了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计划,对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需求,重点建设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佛山科技学院、东莞理工学院等5所理工科大学。20166月,省委省政府又进一步启动重点学科建设计划,在未列入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计划的全省其他本科高校各遴选建设1-2个重点学科;启动省市共建计划,省政府与高等学校所在地市政府签署共建协议,调动地市政府加大对共建高校建设、改革、发展的支持与投入。如此,通过高水平大学、高水平理工大学、重点学科和省市共建4大战略,广东地方政府总体构建起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本地建”的框架和体系。

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外引”和“内联”。如果从一个相对更广和时段更长的视野来看,近10年来,针对广东本地高等教育资源特别是高水平大学资源相对稀缺的现状,广东省委省政府和深圳、珠海、中山、汕头等地市委市政府密切互动,大力推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外引”和“内联”。就“外引”来看,广东大力推动以色列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莫斯科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在本省落户;参照加州理工学院办学模式,按照国际化标准,通过特殊政策和高强度经费支持,高起点建设南方科技大学。从“内联”来看,广东重点支持中山大学建设珠海、深圳校区,将广州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引导和辐射到深圳、珠海等经济发展迅猛但高等教育资源薄弱的城市,参照美国加州大学办学模式推动中山大学形成“三校区五校园”的全新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广东各地特别是以深圳市为代表,地方政府通过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大力吸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一大批国内一流高校陆续在本地建设分校或研发机构。

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研究表明,现代政府最为突出的作用,不在于对于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而在于培育和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竞争主体,在充分尊重市场主体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由外而内塑造一种市场主体自我变革、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反观广东高等教育发展,广东省委省政府正是突破高水平大学“本地建”的局限,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胸襟,大力吸引国内外一流高等教育资源在广东落地生根,并通过对国内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外引”和“内联”,在省域范围内构造和形成一种“鲶鱼效应”,塑造和形成一种多元开放、竞争发展、充满活力的新型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同时也将政府层面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工作切实转化为大学自身的内在动力和变革行动,从而激发大学进行自我变革、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应该说,这样一种政府主导介入,致力于构造一种多元开放和竞争发展的区域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格局,应该是广东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一个鲜明特点和突出经验。


 

 

  来源: 《高教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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