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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域外媒体和专家视角为镜鉴看“双一流”建设


2019-09-06 阅读次数:

摘要:20179月“双一流”建设方案公布以来,境外媒体对中国高等教育界这一重大举措给予了一定关注。认为:该方案有重要战略意义,具有超越国界面向世界的意义,认可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顶尖大学的崛起,肯定方案建设目标的可达到性,认为该方案的实施有可能使“中国的人才外流要结束了”,该方案具备很多“中国特色”。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质疑,主要认为:该方案的区域布局仍不均衡影响教育公平;学科重理轻文,资金投入仍不足以充分支持顶尖科研环境;学术自由和高校自主权限制将是计划成功的关键,希望中国“双一流”建设高校具备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始终以学生为中心,更加重视人才培养,更高程度的国际化,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等。以境外媒体的反响为镜鉴,在“双一流”建设中,可能要更多地考量以学生为中心;可能要更多地打造多样化、国际化的师资队伍,警惕“近亲繁殖”现象;可能要更加重视培养批判和怀疑精神;可能要更多维度地把国际化发展战略落到实处;在根本目标上,要坚定不移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关键词:境外媒体,“双一流”建设,人才培养,中国特色,多样化,国际化,资金投入,学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国家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BIA180200

20179月教育部等三部委发布国家“双一流”建设名单以来,各省和各高校积极行动,纷纷出台“双一流”建设方案;方案出台一年后,201892829日,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1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参加的“双一流”建设推进会。陈宝生部长等领导出席并讲话,“双一流”建设稳步推进。在2018年发布的世界几大大学排行榜中,中国高校在榜单上表现抢眼,外媒对中国这项高等教育重大政策给与了较大程度的关注,并进行了一些报道。从这些境外媒体的报道和专家视角中,可以镜鉴我们的“双一流”建设。本文于20181210日以“double first class”“China”“higher education”为关键词搜索了道琼斯路透商业资讯公司(Factiva)和律商联讯公司(Lexis Nexis)这两个收录境外媒体的主要数据库。律商联讯公司对“双一流”新闻刊载不多,这个数据库主要刊载法律方面的新闻。道琼斯路透商业资讯公司隶属美国著名的道琼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数字化的新闻资讯库;其于20127月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在中国销售。数据库包含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8种语言的30大行业分类的35年的新闻内容,来源于32000家媒体,包括如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道琼斯新闻(Dow Jones Newswires)和路透社新闻(Reuters News)等主要报纸、行业期刊杂志、通讯社、电视广播新闻稿、商业网站、著名博客等。更新速度极快,平均每日更新50万条以上新闻,平均每月增加100多个新闻来源。并且,70%新闻内容在搜索引擎(百度、谷歌、盘古)的范围外[1]。搜索发现,以中国的“双一流”建设为关键词的相关文章以新闻报道为主,有关专家采访和专家评论文章则多集中于教育类的媒体及国际关系相关媒体,如《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Times Higher Education),《世界大学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世界报》(Le Monde),《外交家》(The Diplomat)以及关于国际教育专业新闻和商业分析的新闻(News and Business Analysis for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等;关注社会新闻的主流媒体比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等对此并未有专门的报道和评论,如有,也只是有一小段话报道中国“双一流”计划将于2050年之前建设42所大学之类客观性信息介绍。从已有的报道中,我们看到,外媒认为,中国的“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同时也对“双一流”方案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一些质疑。

一、认为“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双一流”建设具有超越国界面向世界的意义

境外媒体认为“双一流”建设中多部门参与和面向世界的事实证明这一方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赫芬顿邮报》刊登的《中国的“双一流”计划将如何改变中国高等教育》[2]中提到,这一计划将牵动400亿人民币的资金分配至各个进入名单的学校;《赫芬顿邮报》认为中国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这两部门的参与使得自然科学得到额外的重视,并使得这一方案成为事关整个教育体系和未来人力资源科学输出的综合计划。境外媒体还关注到这一计划超越国界的目标。广岛大学(Hiroshima University)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黄福涛教授在《世界大学新闻》上撰写《“双一流”计划拥有更具雄心的目标》[3]一文提出,“双一流”建设是对中国整体高等教育水平提高的期待,这一方案旨在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学习中心,另外一个重要目标是助力全球总体高等教育实力的提高。牛津大学莫顿学院(Merton CollegeUniversity of Oxford)的院长罗森(Jessica Rawson)女士在20185月“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的演讲中谈到,中国的“双一流”建设,要在世界上展开竞争,培育世界一流的高校,这些是值得肯定的。随着中国高校和高等教育的进展,英国高校也会受益,因为这些并不是个体或者某个国家的努力,而是一个国际的努力,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4]

(二)认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稳步崛起,尤其认可中国出现了顶尖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学生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来自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QS)教育专业全球排名第一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权威学者马金森(Simon Marginson)教授表示,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逐步超过其他亚洲国家,其办学水平正向美国靠拢;中国高校相互之间有紧密合作,并有频繁国际交流,以此创造了庞大的产出环境,这一情况与美国高校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崛起类似。[5]此外,境外媒体尤其认可中国的顶尖大学。2018926日发布的“2019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显示,此次中国高校在榜单上表现抢眼,有72所高校进入榜单,多于去年的63所,有13所高校排名在前200名(其中内地高校7所),清华大学排名22。中国大陆同时也是全球高校入围数量第四的国家[6]。有数据显示,中国排名前十的大学的平均教学声誉评分与英国和德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机构相当,比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得分要高[7]。法国的《世界报》发表的《泰晤士2018年世界大学排名:法国继续“表现不佳”》[8]中在对比欧洲学校的表现时,特意提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强劲势头。《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也曾指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高校的表现目前已使前20的高校感受到了压力。澳大利亚官方对中国“双一流”建设尤为关注,其政府部门教育和培训部的相关新闻网站便对“双一流”的政策提供了详细的解释,包括其步骤和具体内容[9]。《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编辑部主任巴蒂(Phil Baty)认为,中国已经将其高校作为国家经济增长战略的重中之重,并逐年获益。中国高校在前30的顶尖高校中已经有两个代表,证明中国最拔尖的高校已经是世界精英集团的一员并可能逐步取代美国、英国和欧洲的传统名校[10]

(三)肯定“双一流”建设的2050年发展目标的可实现性

境外媒体采访的各类高等教育专家均表示“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有很强的可行性。英国的国际教育专业新闻和商业分析新闻(News and Business Analysis for Professional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在《中国计划在2050年实现高校的“世界级”》[11]中采访了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世界大学排名(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的官员莫兰(Jack Moran),他表示,中国计划在2050年建设世界级高校的目标是可实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发表的《要称霸排行榜,中国的高等教育战略是否太狭隘?》[12]一文指出,“双一流”计划发布后,中国部分高校的表现已经开始挑战目前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欧美高校。同时,该报道访问的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数据科学家黄比利(Billy Wong)也认为,中国政府战略性地将资金投放于精英高校,大大提高了这些学校在排行榜中的名次。他同时表示,中国可能会出台更加综合全面的战略来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抗衡,并认为这将进一步促成发展目标的实现。也有媒体关注到了中国的合作办学模式,不管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走出去”[13],还是浙江大学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UIUC)及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杭州校园的“请进来”[14],都被认为是重要的国际化战略,有助于这些顶尖大学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

(四)认为该方案的实施有可能使中国的人才外流结束

境外媒体预测“双一流”计划的实施有助于中国高等教育总体质量提高的同时,会使长时间内曾存在的中国人才外流情况停止并吸引更多境外学生来华就读。《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以《中国的人才外流要结束了》为题[15],指出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致力于建设一个现代知识经济体,这一点对海外人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在媒体采访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主任杨卫表示,以前每1个海归回国的同时就有7个人想要出国,现在每7个出国留学的学生里有6个想回国,每年大约有7万博士毕业生想回国发展,他判断人才外流的时代已经基本要结束了。他表示,这其中的原因包括中国已经吸引相当数量的海外学者来到中国工作,中国年轻科研人员数量总体稳步增长,国内大学质量提高,同时,更因为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包括“双一流”政策的持续推动。英国的国际教育专业新闻和商业分析新闻发表了《双行道:为何中国不再只是学生的出发大厅了》[5]一文,其中提到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声誉正在稳步升高;该新闻认为,“双一流”目标实现后,未来在中国高校进行学习的性价比可能会高于欧美高校。《外交家》发表的《细看中国世界一流大学计划》[16]认为“双一流”高校获得政府资助的途径极为畅通,基于这个原因,这些学校在生源和人才引进方面都能获得大幅度的提升。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对中国的“双一流”计划以及在高校对研发的鼓励甚为关注,印度的《金融快报》(The Financial Express)发表社评,指出中国在科研投入和实际结果上的发展都优于印度,并认为这造成了印度的人才外流严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应该多多借鉴[17]

(五)认为建设方案对“中国特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境外媒体对中国高等教育能否形成自己的模式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在媒体采访中,荷兰乌德勒支大学(Urtecht University)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温德(Marijk van der Wende)教授专注于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多年,她指出,中国以“中国特色”在挑战西方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些假设[12]。黄福涛在相关媒体撰文道,在“双一流”名单出台的过程中体现了中央政府强烈而清晰的政治意图和定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流程。新计划的基本条款中也写明了对中国特色的强调——即解决中国的问题,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的毕业生[3]。同时,媒体也关注到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名单的专业与中国悠久历史相关联的强势学科,例如马克思主义、中药、国学等。牛津大学莫顿学院院长罗森认为,中国政府推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双一流”计划,这个计划在她看来包含了三个核心要素:文明的福祉、社会的价值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大学的特色[4]

二、对建设方案的一些质疑

(一)区域布局的不均衡仍旧突显,教育不公平应引起重视

境外媒体关注到这一方案对不同地区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尽管有所努力,但还未能做到完全兼顾。《赫芬顿邮报》提到“双一流”计划在客观上仍旧更加关注塔尖高校;其分布在二三线城市的大学数量与全国院校的整体增长并不成比例,名单中分布在中国西部的大学仅占四席,内地省份在名单中只占到了38%[2]。《外交家》提到,宁夏、贵州、广西、黑龙江、内蒙古、山西、重庆、西藏、青海、海南、河北和江西仍旧没有大学上榜,并认为没有改变“985工程”“211工程”计划实施以来的地区不均衡问题[16]。《世界大学新闻》的相关评论也指出,这一计划不仅考量了学术表现,也有地理上的平衡,甚至于参考了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和安全稳定的政策;但最终在地区分布上,建设名单中除了增加了西部的3所大学外,并没有本质变化[3]。建设名单上,北京高校仍然最多,其次是上海和江苏。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在“双一流”发布之后仍旧突显,而这个问题才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二)重理轻文的倾向将不利于整体实力的提高

整个“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中,最热门的“一流学科”还属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等学科。境外媒体认为,这一方案对文理学科的支持力度不同,会对中国整体的科研实力和发表情况产生影响。《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对这一战略是否真的可持续提出质疑,并且强烈怀疑重理轻文是否会影响跨学科的合作可能[12]。《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编辑部主任巴蒂评价中国的高等教育时指出:“中国大学在理科、工科、数学、生命科学等方面表现出色。下一阶段,中国应该加强艺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10]《赫芬顿邮报》分析,“双一流”计划聚焦在自然科学上十分明显,反映出中国高等教育分化的特质;相比人文和社会科学,基础和应用科学在名单中的占比较高,这一结果与中国高等教育曾经采用苏联模式有很深的关联;并指出,中国在引用影响方面仍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弥补。其数据显示,中国在综合实力最强的10个国家里,引用率的综合分数是56分(总分100),比前一名的瑞士低20多分,其大幅发展的领域又基本聚焦在理工科类上[2]。中国网的特约评论员也撰文《“双一流”大学计划需要慎重的考虑》,认为中国大学在科研上有非常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这一点并不有利于长期的发展[18]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校长施密特(Brain Schmidt)在20185月“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上谈道:建设一流大学要重视大学发展的综合性。他认为,大学发展要兼顾科学和人文,为不同学科的专家提供共同工作的机会,如:研究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应用的专家需要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进行交流,因为想要设计出与人类共事的系统,需要先理解人类[19]

(三)资金投入总量仍不足以充分支持顶尖科研环境

境外媒体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对科研经费投入不均衡的问题,而即使在经费充足的高校,其经费总量也和世界一流大学有一定的差距。《外交家》提到2013年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达到了39亿元人民币,其中70%来自政府。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西南石油大学,仅有4 600万元的科研经费,26.1%来自政府,两所院校的科研环境显然有着巨大差异[16]。同时,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世界大学排名的官员莫兰在接受英国的国际教育专业新闻和商业分析新闻采访时表示,清华大学每年有约20亿美金的收入,是获得最多资助的顶尖高校,但它与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或者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等资金额度排名年度前三的学校(每年可支配100亿美金资源)相比,其资金收入并不算高[2]

(四)学术自由和大学更大自主权是“双一流”计划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境外媒体提出学术自由方面的限制或将是中国高校成为世界一流的障碍。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重新测试:20年内的第三次尝试,中国大学能否保住“世界一流”地位?》一文中[20],借由采访国内一名吴姓学者时指出:对“双一流”计划并不乐观,原因是大学的发展不仅仅要依靠政府的财政资助。他说,“对硬件的提升通过给钱就能解决,但是整个学术自由氛围的唤起,对学术研究的专注和对真理的追求是很难的,现在的大学非常功利主义”。在美国获得材料科学博士学位的一位来自北京的林姓教授在受访时也表示身边的同事们对新计划期待很低,他质疑:“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有因为政府的管控和干预获得那么高地位的吗?”怀卡托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教授,同时也是知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的彼得斯(Michael A. Peters)在北京师范大学特刊《教育哲学与理论》上发文指出,拥有更多自主权的大学将能通过更好运用资金,建立考核为中心的激励机制,以更好地促动创新和科研[21]。首尔国立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校长成乐寅(Sung Nak-in)在谈到建设一流大学时说道:大学要尽可能地保持学术自由权利,实现丰富的民间交流和学术交流[4]。一些媒体对这一计划的实施也存在不乐观的预测。20187月《哥本哈根亚洲研究杂志》(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一篇文章认为,“双一流”计划是“中国国际一流”的2.0版本,但这是高风险高投入的政策,其是否能加强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和加大参与面存在问题[22]。大学是否获得更大自主权将是这一计划是否能帮助中国顶尖大学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关键因素。

(五)“双一流”建设方案中要体现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

20185月有海内外44个国家和地区的261所知名大学校长参加的“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上,针对中国的“双一流”建设计划,很多大学校长指出,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共同的特点,如营造一个学术挑战的文化环境,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面向未来的更多的社会责任,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传承文化,高度的国际化等。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第13位掌门人齐默尔(Rober Zimmer)是全球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他认为,美国、欧洲和印度的一些大学高等教育架构都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就是这些系统对各自国家文化的引导,以及认识到只有培养一个学术挑战的文化条件才能培养卓越。重视智力的挑战,鼓励不同角度的观点,能够提供不同的证据,提供不同的认识,相互挑战,相互提出质疑,同时也理解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理解各自的问题和特长。这些是芝加哥大学的经验,也是芝加哥大学能够有80多位诺贝尔获奖者的成功秘诀之一,是大学的持久价值观,这或许是可以提供的借鉴[4]。包括埃及开罗大学(Cairo University)校长胡希特(Mohamed Osman Abdelalim Elkhosht)在内的很多国外知名大学校长都谈到,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院校都可以选择合适方式去争创世界、全国、省域的一流水平,但要牢记,人才培养才是大学的核心使命和根基。要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大学不仅要适应社会需求,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要培养他们的批判思维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让他们能够面对未来的不确定,为社会创造价值,成就富有意义的人生。[19]东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kyo)第30任校长五神真(Gonokami Makoto)指出,大学亘古不变的主题就是培养学生多元化的技能,面向“未来社会5.0”的世界;大学要发挥领导责任去引领创新型社会,并提出东京大学2017年开始实施的以实现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未来社会项目”可供借鉴[4]。许多大学校长认为,世界一流大学要走出“象牙塔”,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世界一流大学需要承担起传播国际文化、传承地方文化的责任,在建设过程中强调和平、合作、平等的理念。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施密特尤其强调大学的社会责任[19]:大学在创造知识的过程中要随时考虑,如何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校长陈永财(Tan Eng Chye)也强调,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发展国际化,而国际化体现在学生和教师这两个方面:国际化的学生构成情况有助于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和能力的人才,而全球化的校友资源也让大学更具全球影响力;[19]新加坡从全球各地招募优秀教师,这种不问国籍、只看能力的评价标准同样值得中国大学参考。

三、镜鉴

基于以上域外媒体和专家对“双一流”建设计划反响,我们为外媒和专家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肯定感到高兴,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其中指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思考,并提出相应对策。

(一)更多地考量以学生为中心的“双一流”评价体系可能会更科学合理

外媒和专家们谈到,世界一流大学都非常重视人才培养,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在“双一流”建设中,可能要更多地考量以学生为中心。评价体系是“双一流”建设的“指挥棒”,评价指标体系科学与否、评价方向正确与否关系到“双一流”建设能否成功和“高等教育强国”能否实现,因而,科学合理的“双一流”评价体系至关重要。目前的指标表明,本科生的培养以及他们的国际视野等综合素质与“双一流”建设关系不大。方略研究院的“从数据分析的角度窥探‘一流学科’”[23]一文表明,本科生人数与一流学科数量二者没有必然联系(R2=0.002);研究生人数和入选的一流学科数目呈现显著的相关性(P0.001);高校论文数量和“一流学科”数量之间有显著相关性,高校被收录到科学网(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论文总数和“一流学科”数量相关系数大于0.7R2=0.59477),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中的高被引论文数量与一流学科入选数目的相关性更高;预算投入与高校“一流学科”数量相关性达(R2=0.749);杰青人数、长江学者人数与“一流学科”数量相关性分别为(R2=0.824)和(R2=0.888)。因此,“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性指标是引进或培养领军人才,投入大笔科研资金,在期刊上发表高影响力的文章,招收更多的优秀研究生。这些指标,与以学生为中心特别是培养优秀的本科生相去甚远。失去人才培养的卓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师资队伍建设上,可能要更加注重多样化、国际化,警惕“近亲繁殖”

外媒和专家谈到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一流的校园文化。而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多样化、国际化程度不足,甚至“近亲繁殖”问题严重。据“国内高校近亲繁殖统计表”显示,以教育部2012年公布的学科排名,在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排名中分别选取前20名的国内高校进行调查,学术近亲度平均为60.6%,有1/3的高校高达75.9%;选取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ARWU2013年公布的世界大学经济学/商学排名前15所的国外高校相比,这15所高校的平均近亲度为10.20%,平均数几乎相差50个百分点。国内重点高校有些院系本校留校教师比例最高达到了75%;研究生来源于本校(包括推免生和保送生)人数基本都超过了录取总数的一半以上,最高的比例甚至达到62%以上[24]。学术过度近亲繁殖,会不同程度地阻碍不同学术思想和学术范式的交叉、融合以及创新,会难以避免地产生学霸、拉帮结派等学术腐败现象。而师资国际化程度较高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例如,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3 000多名专职教师来自11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斯坦福大学48%的专职教师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哈佛大学30%的专职教师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25]

(三)在人才培养上,可能要更加重视培养批判和怀疑精神

外媒和专家们谈到,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清华大学史静寰教授团队对我国“985工程”院校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关于学生学习的5项可比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显示:中美大学在“校园环境支持度”上,学生表现并无实质性差异;在“教育经验丰富度”上,“985工程”院校高年级学生表现好于美国研究型大学,低年级学生无显著差异;在“主动合作学习水平”上,两国院校低年级学生无实质性差异,高年级学生美国研究型大学略好于“985工程”院校;在“生师互动水平”和“学业挑战度”上,无论高、低年级,“985工程”院校学生得分均低于美国研究型大学,且存在中度及以上差异[26]。结论是:生师课堂互动环节上差距明显,这影响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很多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深切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纷纷采取行动,有的高校从改造教室开始培养具备批判和怀疑精神的创新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纷纷将讲座式的旧教室改造成各种利于研讨的教室。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有上百个不同形态的教室,有各种大大小小24小时开放的研讨室,有两面或三面都是黑板的教室,但教室里没有传统形态的讲台,便于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面对面交流。我国高校传统教室往往都是讲座式的,都有一个高出平地的讲台,学生平时上课对教师须仰视,在心理上处于劣势,难以平等地提出疑问;教师站在讲台上俯视学生,心理上处于优势,教师感觉自己讲的都是真理,难以引发学生平等地提问,有时也难以容忍学生提出质疑。因而,学生们反复掂量、慎重提问,加上面子文化的原因,常常放弃提问,久而久之形成“沉默的课堂”,难以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改造传统教室,根本目的在于改变课堂模式,改变学生前脸对后脑的排排坐模式,方便面对面相互讨论交流,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活跃互动。

(四)在国际化战略上,可能需要多维度地将发展规划落到实处

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很高的国际化程度,在学生、教师、院校、课程等多个层面推进国际化进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践证明:大学国际化有效地推动了大学之间的教学互动和科研合作;培养了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作和领导能力;在全球范围整合和优化教育资源,推动知识和科技的流动[27]。据统计,《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中,有32所大学拥有大学整体战略规划,且均包括国际化规划;有13所大学拥有单独的国际化战略,分别以战略、规划和白皮书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目前已有95%的高校在其发展战略规划中,对本校的国际化发展提出明确要求,93%的高校制定了国际化发展战略目标,89.7%的学校根据国际化发展战略目标制定了中长期规划和实施方案[27]。尽管国内不少高校重视战略规划,但有研究表明,国内高校战略规划和实施之间存在着不对称和不衔接的问题,离真正的国际化还很远。如何将国际化发展融入整个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之中?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下设的国际化与全球参与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 Engagement)设计了6个相互关联模块的综合性国际化发展模型,包括:明确战略规划、确定领导和组织结构,加强国际化课程,鼓励教师国际化,辅助学生流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每一项都有具体的指标和措施[27]。我国高校要在整体国际化战略上加深认识,加大力度。师资国际化方面,高校可以通过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委派教师赴海外学习交流、改革教师考核标准,在教师终身制评估和晋升考核中,将国际化工作和工作经验作为考核指标之一以提高师资团队的国际化水平。与此同时,高校还需注重教师国际化意识的培养,让教师从根本上认可学校的国际化战略,意识到自身国际化水平对学校整体的重要作用,从而提高他们参与国际化建设的热情。学生国际化方面,培养“学生国际胜任力水平”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目标。一些国际学术组织通过开展认证,组织高校教师、行业专家等制定国际化人才培养方面的相关规范,达到学生国际胜任力人才培养的目的。例如,对工程领域进行专业认证的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27],在认证标准“培养目标”部分,提出“学生需充分了解对工程解决方案在全球背景下的影响”;对新闻与大众传播在认证标准“课程与教学”部分,提出“让学生具备在国际化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专业知识”,并在“培养结果”中指出“学生需要理解在国际化背景下由文化多元性引起的信息传播问题”等。我国高校应借鉴有关标准,积极参与有关国际学术组织的认证。

(五)在根本目标上,坚定不移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如前所述,外媒和专家充分肯定了“双一流”建设中的中国特色问题。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任务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一方面要挖掘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要素,营造富有中国特色且具备国际水平的育人环境;另一方面,要聚天下英才而育之。世界一流大学理所应当要获得全球范围内质量一流的生源,培养各行各业世界性领导者。但最根本的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28]。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等多次重要会议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标杆大学”[29],要探索建设一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杆大学,发挥其排头兵、领头雁作用,成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奋进的标杆、学习的样板。并在随后的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中提出了4个示范:政治标杆、办学标杆、育人标杆、队伍标杆;两个必须:必须是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发挥关键支撑引领作用的标志性大学,必须是能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上有广泛影响力、重要塑造力和典型代表性的标志性大学;并督促“双一流”建设高校率先建成标杆大学。“社会主义标杆大学”是中国特色“双一流”大学的努力方向。高教司司长吴岩解读“双一流”建设的中国特色时指出,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建设,有政治方面的要求,但更多的是人才培养方面的特色,包括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标准、人才培养模式等;要建成有引领的标杆大学,成为卓越拔尖人才培养的高地、重大科学技术研发的基地、新时代中国文化创造弘扬传播的策源地,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上有着广泛影响力、重要塑造力但在面向国际的评价体系上,要处理好“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关系。有专家指出,中国高校评价体系也要考虑能否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影响世界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发展。[31]在评价体系上要谨慎使用“中国特色”概念,“不能搞出一个只适用于中国高校而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校没有的评价体系”[31]。对于“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杨锐教授也理解这种弥漫在决策者和管理者心中的纠结。他调研发现,一方面,东亚顶尖大学雄心勃勃,决定要走向世界大学舞台的中心,但另一方面,大家几乎又都“无计可施”。他认为,内地高校由于要明确配合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更清楚自身定位,因而情况乐观一些[31]。在表达中国特色方面,我们应该加强高等教育话语体系建设,使得概念更为明晰,以便更好地传播,并被世人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和典型代表性[30]

 

 

  来源: 《现代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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