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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高校科研评价改革


2021-01-15 阅读次数:

 摘要:科研评价改革不仅是提升学术质量并改善学术文化氛围的关键突破口,也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项核心议题。伴随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高校科研评价面临诸多挑战:强调内部学术同行评议还是外部影响评价;服务科学知识增长还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追求一元的学术标准还是多元的评价体系等。新时期背景下,中国高校科研评价应遵循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逻辑诉求,关注科研成果评价中的非学术影响,重视科研成果评价的社会价值导向,探索建构开放多元的科研评价体系。

关键词:知识生产模式,转型,高校,科研评价,非学术影响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项研究项目(2019GXJK176)。

在世界各国对高校科研经费高强度投入的背景下,科研人员如何有效回应社会问责、彰显科学研究的合理性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在有关这一议题的相关讨论中,科研评价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并被作为解决科研导向问题的关键突破口。科学研究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学术活动:一方面,知识的创新、真理的追寻、实践的证实等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做到;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要求高校在规定时间对科研成果做出可视性评估。这意味着,科研活动的长期效应与科研管理的短期要求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然而,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人们意识到知识生产的情境、主体、组织、结果与方式都在走向多元化。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纷纷作出回应并致力于探索新的科研评价范式。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对高校科研评价形成了哪些挑战?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一、关于知识生产的界说

有关知识生产的界说,更多地活跃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热衷于将知识作为经济分析中的一种资料,或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资源分配的函数,讨论知识生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比如弗里茨·马克卢普曾说:“工艺知识的发展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肯定是分析经济增长和其他经济问题的重要因素。知识,特别是工艺知识的积累,在经济模式中习惯地被认为是外生因素或趋势函数。”[1]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如果我们意识到人们所掌握的东西就是‘知识’,而当人们正在学会掌握所不了解的东西的活动就是‘知识生产’”[2]。马克卢普将知识生产等同于学习过程或者探寻真理的过程,在他看来,知识的创新与传播同样属于知识生产的范畴。区别于马克卢普的理解,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将知识生产界定为:“知识的创造和创新,或者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包括传统科学和技术知识以及其他一切知识的制造或创造。”[3]

在我国,伴随着知识秩序的重构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何谓知识生产及知识如何生产等话题。一种观点认为:知识生产包含两个阶段:一是新增知识的获得,即知识创新;二是知识创新的传播,即知识复制[4]。简而言之,“知识生产即知识的增进,也就是新知识的生产”[5]。另一种观点认为知识生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知识生产指新知识的生产,广义的知识生产指知识的原创性生产和复制性生产过程的总和[6]。由此可知,知识生产大致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人们未知的知识怎样生产出来的过程,即“创新”的过程;二是已经成功创新的知识成果在社会大众中的传播,即“传播”的过程。这意味着,知识生产并不仅仅指知识的发现和创新,知识的传播与共享也构成“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从知识生产的特性来看,知识并不是简单地自我生产,而是在社会和文化的环境中产生;它是一个与社会相关联的体系,是文化本身的理解与交融;或者,用福柯的话来说,是一个权力体系或广泛的实践体系[7]

大学作为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在知识生产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虽然大学对知识不再享有绝对的控制权,但在当代社会,大学仍然是进行知识生产的核心机构,与知识创新及知识产业的兴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大学中的科学研究,是知识创新的重要活动,以至于人们将狭义的知识生产等同于研究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等都属于知识生产活动。知识生产在现实社会中有多重功能,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指标分析经济的变化趋势,也可以作为一项关键自变量分析大学的转型与变革。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人在著作《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中首次将知识生产模式区分为模式Ⅰ和模式Ⅱ,不仅分析了知识生产模式Ⅰ和模式Ⅱ在机制、观念、实践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变化,还讨论了如何制定和实施新的科学政策以适应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从吉本斯等人的观点来看,两种知识生产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异。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Ⅰ是以学科为主的研究模式,强调理论知识的创新;而知识生产模式Ⅱ是指在应用环境中,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更加强调研究结果的绩效和社会作用的知识生产模式。在模式Ⅰ中,知识生产主要在一种学科的、认知的语境中进行;而在模式Ⅱ中,知识则在一个广阔的社会情境中被创造出来,不同领域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解决问题[8]。虽然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并不是对传统知识生产模式的否定,而更多是对其的改造和超越。在转型的过程中,知识生产模式Ⅰ并非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础。相反,两种知识生产模式相互作用,知识生产者可以在两种模式之间变换角色。总之,模式Ⅱ是从传统的以学科为框架的知识生产模式中生长出来的,是模式Ⅰ的补充,而不是替代[9]

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人们借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这一理论视角,试图阐释不同学科领域内的关键问题。当然,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发生逻辑来看,知识生产模式的根本性变化是从“自治文化”转向“责任文化”。而导致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主要社会情境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科学研究商业化、高等教育系统的快速发展、人性在知识生产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全球化、来自知识生产更广泛分布和更深入反思导致学科组织结构充足、对模式Ⅱ知识的管理等[10]

三、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对高校科研评价形成的挑战

(一)强调内部学术同行评议还是外部影响评价

同行评议制度自实施以来,被广泛用于科研项目管理、期刊编审、资质考察、职称晋升、奖励评定等,被认为是目前学术评价领域中最主要、最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有着学术“看门人”之称[11]。然而,21世纪以来,伴随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科学研究事业逐步成为国家发展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民生等紧密融合在一起。此外,科研扩张与有限资源的矛盾愈发突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愈发微妙,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争论愈发激烈。在诸多因素的交织下,同行评议制度不再如最初那般被人推崇,转而处于饱受争议与诟病的窘境。在我国有关同行评议研究的文献中,大多都提及人际关系对科研评价公正性的冲击。有学者就在研究中指出:“在我们这个人情超级大国,人情关系网是同行评议制度必须超越又难以超越的一道坎。”[12]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隐匿于人际关系之下的个人喜好与偏见、学术利益与道德规范等因素都会极大影响科研评价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再者,科学技术的交融与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学科边界的模糊化及学科发展的综合化等发展趋势,使得“同行”的概念也变得愈发难以界定[13]。尤其是在跨学科项目和新兴研究领域的评定上,是否存在学术“同行”成了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除了以上的局限性之外,同行评议在科研成果的实用性评价上也难以做到客观有效。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客观上要求高校对科研评价体系做出变革,探索建构更为开放并适应新时期需要的评价体系。这其中就涉及科学研究的外部影响评价问题,即如何将外部公众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中,进而跳出科研过程中“闭关锁学、自说自话”的窠臼。培根曾提出科学评价的内外两个标准:以推理和证明为主的内部标准和以实际应用为主的外部标准。在培根看来,外部标准比内部标准更重要,他说:“只有把新概念和新理论成功运用于实际,才是正确性的最终象征。”[14]虽然对此观点会有不同意见,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高校科研脱离现实、脱离需求、脱离大众等现象屡见不鲜,科研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已然出现了一条难以弥合的裂缝。近些年以来,知识民主理念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兴起。对科学知识及其生产和应用的掌握,已经成为人们表达意见和争取权利的基础[15]。在知识民主理念的驱使下,公众参与学术评价并建构包含外部影响或非学术影响的评价体系刻不容缓,成为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的新方向和新路径。尤其是对于涉及学术伦理道德及对公众存有潜在风险的科学研究而言,公众不仅具有知情权,而且具有评价权[16]。基于此,社会学家理查德·惠特利提出“阅听人(Scientific audience)”的概念用于强调公众参与学术评价的重要性[17]

(二)服务科学知识增长还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法国大革命之后,启蒙知识分子掀起了对大学理念争论的热潮,“哲学思辨型”的知识生产融贯在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中,不论是对于大学理念的争论,还是哲学和神学等传统知识体系的交锋,知识生产被理解为个体的认知活动,并依靠个人的经验或直觉对问题做出相应的判断。从方法论上来讲,比较看重哲学和逻辑学这两大知识体系。从学术研究的目的性来看,则倾向于服务科学知识的增长。在后来数百年的发展中,这一逻辑影响了大学的方方面面,大学学术评价长期以来的“重知识创新、轻实践应用”“强调内部建构、忽视外部参与”便是这一思维范式下的产物。即便在今天,“过于倚重学术导向功能,疏离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仍然充斥于当下的高校学术评价体系中。“闲逸的好奇”“知识本身即目的”“知识纯粹论”等依然是不少学术研究人员逃避社会现实需要的借口与理由。然而,如果科学研究一味偏重于科学知识增长的逻辑,不仅难以顺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趋势与浪潮,而且容易导致学术系统的内封闭、自循环,学科发展的标准化、单一化,研究成果转化率较低、辐射范围较小等诸多问题[18]。进一步来讲,这些问题还会造成科研投入回报率低,科研人员忽视公众利益及社会责任意识不足,有愧于国家及社会的期待等负面现象。

后现代社会改变了科学与技术、知识与应用、大学与政府、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知识生产过程中新的利益格局。在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环境制约下,政府及市场力量渗透在大学的各个角落,向来以“独立自治”为傲的大学也主动向政府以及市场张开了怀抱,三者之间的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交织在一起。上述变化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知识生产正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与此同时,知识生产的动力逐步向实用性靠拢,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日益模糊,从过去单方向前后相继的关系模式发展成了两者互相交叉促进的“巴斯德象限”模式[19]。这一变化要求高校对现行学术评价制度做出改革,引导研究人员关注学术外部的社会公众利益需求,并充分体察到科研工作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所承担的责任与使命,从而规避追求短期回报与个人利益的科研导向。

(三)追求一元的学术标准还是多元的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对一个学者的学术评价,主要基于个人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论文、出版的学术专著或者学术获奖等,以学术导向功能为主。其中,“唯论文是重”“以数量论英雄”的学术评价方式更是司空见惯、屡见不鲜,主导着学术评价的基本走向。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对一个学者而言,发文的数量越多,刊物级别越高,影响因子越高,被引次数越高,该学者的学术影响力就越大[20]。但是,“唯论文”式学术评价机制容易滋生诸多问题,比如学术腐败、学术不端、缺乏现实关照等。除此之外,“唯论文”式的学术标准还会加重学术锦标赛现象,驱使学者之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甚至以牺牲学术质量、忽视长远利益进行学术发表等,这些都会对学术质量文化及学术生态造成腐蚀。

在知识生产模式Ⅱ情景下,知识生产结果由学科知识转向了社会弥散的、具有社会问责与反思性的知识,质量控制方式则要求由同行评价转向更综合的、多维度的评价。从国际经验来看,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之后,人们越来越关注科研投入对社会产生的效益问题。在此背景下,世界多数国家都开始探索多维度、多元化的学术评价标准,不仅关注知识本身的创新与增长,也强调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及对社会的服务功能等,即更加重视社会现实需求。比如,英国政府自2014年开始重新构建了“科研卓越框架”的评估机制,新的评估机制首次将非学术影响纳入学术评价的指标体系中,并赋予其20%的比重[21]。同样,美国开发的“美国再投资科学与技术:测量科研对创新、竞争力和科学的影响”(STAR METRICS)尤为注重科研投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旨在评价科学研究对经济、社会、卫生等问题应对的效益[22]。实质上,近些年以来,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世界上许多国家针对科学研究如何有效回应社会需求这一议题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规,积极探索开放多元的学术评价机制[23]。这种改革与实践探索一方面凸显了科研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价值导向。另一方面也对知识生产的定性与评估、科研体制机制改革以及新时期高校学术评价制度改革带来了重要的改变。

四、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视野下高校科研评价改革

(一)关注科研成果评价中的非学术影响

非学术影响是相对于学术影响而言的,主要指科研成果对学术界以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医疗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卢茨·伯恩曼将科研的非学术影响分为社会影响、文化影响、环境影响、经济影响四个部分。他指出:社会影响主要是指研究对于社会资本做出的贡献,比如激发公众讨论社会问题、参与制定社会政策、共同推进社会进步等;文化影响主要指对于文化资本的贡献,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等;环境影响主要指研究对自然资本的贡献,比如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经济影响主要指科研对经济资本积累所发挥的作用,比如提高生产力,增强劳动者技能等[24]。之所以要重视非学术影响并实施非学术影响评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学内部环境而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客观上要求大学关注学术质量文化,并在学术评价主体与评价方式上向多元化、多维度转变,以顺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需要。从大学外部环境来看,实施非学术影响评价不仅能够促进高校更进一步向社会公众展示科学研究的社会效益与价值,而且也是对政府科研经费投入期待的一种积极回应。总之,科研评价越来越需要来自不同行业、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阅听人”的参与。可以预见,关注科研评价中的非学术影响,实现科研评价主体由“学术同行”向“学术同行+阅听人”的转变将会是高校未来学术评价改革的趋势与方向。

(二)重视科研成果评价的社会价值导向

众所周知,传统的学术评价制度聚焦于理论知识创新,更多地发挥了学术价值导向功能。一方面,科研工作者将论文发表作为科研工作的核心任务和首要任务,只关心自己学术领域内的知识创造与创新,并服务于自身学术荣誉、学术获奖与职称晋升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在科学研究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几乎处于无意识状态。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大学科研工作的信任与理解也在逐步走向消亡。久而久之,在科学与人文之外,科研工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也出现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可以说,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传统科研评价的学术价值导向不无关系。受当下科研评价制度的约束,大学教师难以跳出围绕各种量化指标进行评价的怪圈,这从根本上削减了科研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重视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并建立社会责任感的热情与动力。然而,高校科研工作者承担着知识分子的角色,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就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之趣味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25],不能只待在实验室或在某领域开展研究、向同行分享知识。相反,要走进公共领域,确保他们的工作与声音被公众听见、理解和信服[26]。因此,高校科研评价制度改革要着力于发挥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引领作用,凸显社会服务功能。在此基础上,引导科研工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关注社会需求,并与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互动与沟通,做到不仅对知识创新满怀激情,而且对社会发展也极具关怀。

(三)探索建构开放多元的科研评价体系

量化评价不仅是高校学术评价的主流方式[27],而且也是政府和高校重要的政策工具[28]。一方面,强调简单化的数字比较成为高校学术评价过程中的常态化现象;另一方面,学术评价变得越来越单一化,甚至单一到仅仅参照某个以刊文数量、转载率、引用次数等为对象的学术排行榜。为了迎合单一的量化评价机制,许多大学必须以“数量化、标准化、商品化”的标准来衡量教师的研究绩效[29]。这样的评价方式凸显了大学治理中的效率崇拜和惰性管理等问题,不仅没有发挥出学术评价中的学术价值导向,而且忽视了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需求差异、情境差异、人员差异、基础差异、组织差异、结果差异及质量控制方式差异等关键问题。此外,就高校中不同学科而言,显然也有着较大的不同。同样,在倡导和呼吁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以学术价值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并不能有效评估科研成果的“非学术影响”。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都应该超越传统“简单化”“一刀切”的学术评价模式。探索建构开放多元并能够促进新时期学术良性发展的科研评价体系,对不同学科、不同项目及不同类型的科研成果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充分考虑学术创新、应用价值、社会影响等在科研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之,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背景下,要提倡多元的学术评价观。在进行科研评价时,既不能一味奉行知识创新的学术价值导向,而忽视其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应用价值;也不能纯粹依据“唯论文是重”“以数量论英雄”的单一性评价,而忽视了建立在价值认同基础上的多元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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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鹏虎(1988—),男,河南新乡人,深圳大学湾区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博士,纽约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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