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双一流”教育战略在设计上具备双目标性,这一新形态和新导向隐喻了现实命题: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有内在联系和高度契合性。一流学科的建设和演进发展是推动一流大学建设和“双一流”目标实现的基础和核心。学科发展是一个自主生成和外力输入合力推进的过程,是内外各要素之间的耦合与协调。一流学科发展在内部系统演进、外部环境变迁、内外部要素耦合等作用下,通过契合、内聚、平衡和输出的发展逻辑探寻建设路径,从四个维度展开,即需求形态、内生形态、制度形态以及文化形态,并根据需求进行行动调适,促进学科多维融合,以制度形态展望学科治理,以文化形态凝练求是创新。

关键词:一流学科,一流大学,多维融合,学科治理,建设路径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研究”(19YJC710002)。
2015年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进一步确立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和目标,是新时代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为了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各地政府纷纷出台大学发展和学科建设规划与方案,在经费投入、制度保障、政策倾斜等层面给予支持并确保建设实效。但何为“一流学科”?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的逻辑关系如何?评价一流学科的共识指标有哪些?一流学科的演进过程是什么?这些问题尚未明确。只有通过规范的分析和研究归纳出对一流学科内涵的共识,才能为我国建设“双一流”提供内外部逻辑支持和依据。
一、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的关系逻辑和意蕴
(一)要素维: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的要素耦合
从一般意义上诠释,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学科作为支撑,一流学科建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从这个共识中可以解读出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高度一致性,同样从现实样态也可以验证。
学科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定科学领域内相同或相近知识在传播、交互、整合或分化过程中形成的集合体,并随着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等外在因素的演化实现丰富内涵,拓展外延。学科有不同的分类标准、知识传承方式,同时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学科的发展需要多要素、多维度、多层面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支撑,落实到组织设置、知识创新、规训制度、技术方法等方面[1],同时也要“蕴含着一种成员需逐步养成的共性生活方式,分享着相同的理论、方法、技术和问题的信念”[2]。借助CiteSpace文献分析软件呈现“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趋势与动向。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平台,检索2015年1月—2020年3月的文献,通过关键词频次处理,可以看出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之间存在的共词包括人才培育、文化创新和传承、本科教学、学科评价、内涵式发展等(见表1、表2)。这些词都是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建设研究出现的高频词,也证明了它们的建设措施存在共同性和关联性。学科建设以师资和学生作为主体,知识信息和学科资源作为载体,实现知识发现和知识创新,以实现服务社会为目标,而一流大学也正是为这些要素的顺利运行提供优质的学术环境和健全的体制机制,激发学科的创新活力。
表1:“一流学科”关键词频次贡献
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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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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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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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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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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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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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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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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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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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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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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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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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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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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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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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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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本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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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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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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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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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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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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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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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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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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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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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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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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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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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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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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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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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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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0
|
本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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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一流大学”关键词频次贡献
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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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度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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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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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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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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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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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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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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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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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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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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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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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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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0.13
|
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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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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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
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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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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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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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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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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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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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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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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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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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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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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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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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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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0
|
立德树人
|
6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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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
|
6
|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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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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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维: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心
2017
年9月21日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首批14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从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学科和创新占比权重较高,二级指标12个,其中教科融合指标(三级指标,与本科专业匹配的一级重点学科数量)权重占比10%,创新创业指标(包括学生学术科技竞赛、创业技术竞赛等)权重占比10%。学科和创新创业在评价指标中的地位说明学科建设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心。学科发展是依据学科的自身内涵和发展规律,推动学术组织、知识生态、生产模式的不断发展和创新,而“一流大学”的评价标准与一流学科的“关联”也正表现在“坚持以学科为基础”。一流学科建设境况承载着一流大学发展的趋势。[3]“一流大学”建设要支持学科做大做强,扶持学科增长点,形成学科优势,发展带动“一流大学”建设。
(三)创新维:学科创新是关键,一流大学是保障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世界一流学科,学科创新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4]。一流大学为一流学科提供创新氛围与保障支持。创新战略的实现需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本研究按照地域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方案文本进行分析,通过提取“创新”词汇,统计出现频次。“创新”一词高频出现,可以看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创新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可以看出一流大学的目标实现强调定位、目标的清晰程度及合理性,强调各类资源的配置和保障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更重要的是要体现战略创新、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创新人才、文化创新、创新计划、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引领社会文明进步、促进社会公平以及核心价值观塑造,体现了学术标准和实践标准的结合。创新是学科建设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键。一流大学为一流学科提供创新的土壤和环境,包括制度体制、科研经费、学术环境、后勤保障等,一流大学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崇尚和提倡多元价值观和文化,引领时代发展需求,从“硬件”“软件”全方位保障一流学科的知识创新,而一流学科通过知识创新、学科创新和技术创新产出的成果反哺一流大学的建设,提升大学的综合实力(见表3)。
表3:创新维: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建设方案文本分析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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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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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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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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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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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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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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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计划/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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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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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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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灵魂;坚持“全员创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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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才创新能力;提高本学科的科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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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科群科技创新;科研组织模式创新;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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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学术团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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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创新功能;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创新;加强国际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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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智计划;创新引智基地;产出系列创新性重大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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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林业大学(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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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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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绿色、创新、合作”协同发展;创新驱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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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提升全校创新与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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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重大科学创新;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自主创新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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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一流创新人才;创新团队支持计划;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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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创新;构建优秀文化传承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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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留学生培养机制;打造一流水平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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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大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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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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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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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能力提升为核心;吸引国际创新力量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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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科研工作组织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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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引进和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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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协同创新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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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项投入支持成效显著的改革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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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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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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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创新为发展动力;协同创新;引领行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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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创新能力强精英人才为目标;培育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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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创新;推出一批具有创新性、前沿性、标志性的科研成果;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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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模式创新;培养出一批复合型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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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文化传承创新水平;实施“校园文化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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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支持开展创新性研究;开展教学模式创新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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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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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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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创新能力战略;支撑国家创新驱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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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学生参与实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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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基础理论的原始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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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方法;创新人才成长新制度;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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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文化传承创新;实施三大“文化创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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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验基地班;实施“范式和方法创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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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流学科建设的演进逻辑
一流学科发展是一个自主生成和外力输入的合力推进的过程,是内外各要素之间的耦合与协调。一流学科的演变和成长是社会需求、自身发展,内外各种要素耦合协调、交互作用,从而达到卓越显著、独具特色的一流水平的过程,而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和学术成果的输出是贯穿一流学科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见图1)。
图1 一流学科演进逻辑
(一)契合:一流学科的社会逻辑与社会需求
一流学科演进遵循两种逻辑途径:社会逻辑与学术逻辑。社会逻辑是根据社会需求和外部环境,由政府主导,大学进行规划[5]。学科发展与外部环境处于一个交互的过程,在交互作用下,学科发展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随时调整目标、方向、内容和战略等。因此,一流学科发展不但需要探索学科自身的发展点,同时也需要结合社会需求来调整战略,要对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外部环境有一个敏锐的感知和聪颖的直觉,不断调整和调节,逐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进而推进学科自身核心能力的发展。比如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科快速成长为一流学科主要缘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对本学科的基本认识与对美国当时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的关注相结合。美国内战之后,移民政策促进了世界各地的移民涌进,同时也滋生了很多问题,如犯罪率增长、抢占资源、就业困难、环境问题等。基于这一背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开始关注移民研究课题[6]。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吉林(John Gillin)曾指出: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殊荣建立在它对于公众理解人类关系和改进社会需求的满足。学科的社会逻辑与社会需求相契合直接推动着学科知识的传递和学科的发展[7]。
(二)内聚:一流学科的学术逻辑与自身发展
学科的成长都会经历两种状态:稳定与不稳定。稳定是暂时的,而不稳定是永恒的,且贯穿整个成长过程。每一次调整都是一个蜕变的过程,都会经历从形成到发展再到成熟最后到衰退的自然生成逻辑。一流学科的生成逻辑亦复如此,在建立之前要历经知识建构,在学科研究领域通过有效的知识传播、有效的组织结构、有效的制度支撑、有序的培训过程等形成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知识谱系,以此为推动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流学科的生成遵循学术逻辑,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学术观的一流大师或学者围绕学科自身特质和规划建设目标,通过学科规训达到学科发展的目的,包括基础学科构建、新兴学科培育以及交叉学科整合拆分等,融合学科内部资源,促进学科内生性成长。一流学科建设是个动态过程,要遵循学科的自身发展规律,要在强调其基础性的同时兼顾拓展性和延伸性;不仅要加固基础学科的根基,同时也要打破旧学科的界限和局限,培育新型学科;不仅要推进单一学科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注重交叉学科建设。此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诱生出相应的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许多大学也开始发展交叉学科,但是庞大的交叉学科不能独立存在,还需要基础学科的助力。
学科之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融合也是促进学科发展的动力,甚至强势学科可以推动弱势学科成为优势学科。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一直被看作是服务性弱势学科。由于量子力学的发展,对数学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数学系开设了量子代数论。同时,物理学和工程领域关于“电”的研究也促进了数学学科的发展。直至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
程系
教授范尼瓦尔·布什基于数学和电机工程的跨学科合作发明模拟机,标志着数学与计算科学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优势学科[8]。
一流学科的发展更离不开学科内部的规训和一流大师以及学者的努力和坚持。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地位需要得到认同,学科的基本问题、基本概念需要形成广泛共识,一流大师和学者的坚持至关重要,在其引领下,通过在学科边界的划定和规范上进行规训,并通过学术论文发表、学术研讨、学术争辩、学术讲座等形式,规训出学科的统一性,占据支配地位,掌握话语权,形成话语力,形成学科基本规范,提升学术的权力和地位,实现学科的延伸和再生产。此外,步入信息时代后,学术发表渠道决定着话语权,这种权力也使得学科知识体系的顶层场域被他们的学科观念和认知所占领[9]。
(三)平衡:一流学科的耦合逻辑与合法化调试
知识生产的有序运行离不开知识建构的逐渐完善。学科诞生后,其成熟程度不仅受知识逻辑自身影响,还必须直面现代社会的“细微权力”,成为“社会控制与轨调制度的一部分”[10]。一流学科形成和发展需要多要素相互作用,包括人员、组织、知识、资源等。学术成员和共同体通过科学研究、学术传播、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活动将学科隐形的静态力量转化为动态的显性力量,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积累的、动态的、创新的、复杂的过程,需要系统中各种要素的助力和合力,既需要内在的主体行动,也需要外部的助力行动。一流学科的生成体现了学科自我发展过程中内在系统、外在系统以及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契合、调整衔接、要素合并,这为一流学科的合法化提供和确立了合理路径。
学科在内在和外在的两种规训力量运行中,形成并不稳定的学术共同体,以研究基地、实验室、学术场域等为活动载体,以知识探究和问题解决为原动力,逐步达成共识的公共理性和价值选择,以此提升学术权力和地位。而连接内外部耦合的制度环境尤为重要。高品质和优良的制度环境可以为一流学科建设排除障碍,通过制度规范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增强一流学科发展的自主性、主体性以及学术的自治和自理。作为学科发展的制度化场所,实验室、研究基地等学术组织对学科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11]。加州大学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创始初衷是为回旋加速器开创新领域。二战前,实验室参与到曼哈顿工程中,并获得研发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实验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结合,取得初步成效。战后和平期,实验室通过与联邦合作,并使资助科研的做法得以常态化以确保足够的资金开展研究[12]。实验室在核领域新学科发展的引领和推动下,发展非常迅猛,一跃成为美国核科学研究的中枢组织,进而提升了伯克利分校交叉学科影响力[13]。同时,实验室贯彻学术自治和自主,负责人劳伦斯虽然表示能与政府部门进行合作,但是在科学实践活动中并不受制于政府,他曾表态“没有什么是我们做不了的,我们需要的只是明辨是非”“若伯克利分校实验室主任受到外部人为解聘的行为,实验室主任则会逆向将其解除聘用关系”[14],此外组织制度也彰显了其优越性,从宏观把控过渡至委托经营,再发展到委员会管理,不断成熟、逐步规范。而就外部规训力量而言,一流学科的发展需要政府确定清晰的定位和指导方向,确立政府自身的角色定位,根据时代和学科发展需求,与时俱进地调整和转变自身角色,同时为创设共生型一流学科提供对话、激励、互利、互惠的制度空间,共谋大学发展、学科发展、科研成果转化、科技强国的政策生态,共同探寻创新人才和创新技术的路径。
(四)输出:一流学科的创新逻辑与育人为本
一流学科的发展是需要得到外部环境的认可,即输出,需要回应社会需求,在学科合法化基础上,通过学科实践付诸社会,进行外部输出,为社会解决问题,为人类做出贡献,并通过毕业生的质量反射信号,获得外部合法化。换句话说,输出的表征是一流成果和一流人才。一流成果和一流人才是一流学科的典型特征。
一流学科的产品输出首先体现在科研成果上。世界一流科研成果主要以获得诺贝尔奖为标志。如加州伯克利分校较早地重点培育生物原子工程,鼓励各院系发挥自身优势配合生物原子研究,经过不懈努力,促成了加速器诞生,由此伯克利加州大学荣获多项诺贝尔奖,标志着伯克利的生物原子工程学科步入世界顶尖行列,也使得伯克利加州大学成功冠以世界著名大学头衔[15]。除诺贝尔奖外,一流的科研成果还表现在对世界具有深刻、重要、影响力的论著上。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教师保罗·孟禄(Paul Monroe)所著《教育百科全书》《美国教育史资料》,教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期间完成《道德教育原理》《明日之学校》以及《民主主义与教育》等。这些成果为教育学科的稳定、发展和提升起了关键作用,奠定了其在世界上的顶级地位[16]。当然无论是获得诺贝尔奖还是撰写著作,一流学科发展的主旋律都不是“制器”,而是“育人”。育人为本是一流学科发展的内在诉求。一流大学不是体现在规模和建筑,而是培养出“优质”学生。一流人才对一流学科的学术传承尤为重要,一流学科需要一流人才输出加以印证,而一流人才同样需要一流学科的平台进行学术传承,需要不断地补充新力量,需要一届一届的优秀学生、优秀人才加入。
三、一流学科的建设路径
明确一流学科的生成和演变逻辑有助于认识和探寻一流学科的建设路径。每一所大学在成长过程中都显现了其独特的学科布局和成长机理,也呈现了独特的组织体系和制度空间作为支撑。根据一流学科的生成逻辑,一流学科可以从需求形态、内生形态、制度形态以及文化形态四个维度进行建设(见图2)。
图2 一流学科的建设行动维度
(一)需求形态调适行动逻辑: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契合人才培育
在社会需求多元化的趋势下,社会对人才的知识架构、人文素养、专业水准、创新能力等方面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大学理应承担此重任。一流学科建设需要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去参与社会,去引领社会,要科学把握和解读国家政策,要结合国家战略目标,要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和追求,对接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服务国家需求、社会需求、地方经济需求和产业需求,调整学科专业管理机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水平。
从一流学科的演变过程看,一流学科总是主动积极地与社会需求相适当,遵循社会服务导向的逻辑,在基础学科的基础上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学科群,并随着社会需求动态发展,逐步巩固和完善基础,积极开拓新领域[17]。一流学科建设要实现知识产生模式转型,要将知识生产对接社会责任、社会需求、产业需求。学科建设需要调整结构、布局、层次与经济发展相吻合,有力地推动和支撑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以人工智能为例,全球范围正走向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为了紧跟时代需求,教育部联合其他部委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并提出一系列措施。部分“双一流”高校相继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并建设人工智能相关学科,截至2017年12月,全国共有71所高校围绕人工智能领域设置了86个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在社会需求日益多元的背景下,大学需要根据社会需求对人才能力、素质等要求,不断调整和拓展新兴学科和专业设置,灵活弹性地构建学科群,积极拓展新领域。然而,在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同时,学科建设不能摒弃学科自身发展规律,不能摒弃对学术真理和价值的追求。只有保持对学术和真理的坚守,学科发展才有内在发展源泉,才有坚实的基础。一流学科建设,人才是最重要的产出成果,也是一流学科、一流大学最基本的功用和最主要的价值导向。一流学科的创新逻辑与育人为本的耦合正是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科技、快速更新的知识,同时输出综合能力强、人文素养高、专业技术精的人才。
(二)内生形态促进多维融合:思维转变与学科间性嵌入课程管理
世界一流学科的形成需要经历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并非仅仅是从外部获得的标签和结果,这个过程展现每门一流学科的独特系统结构和生成路径。但不论如何,一流学科建设关键在于遵循内部规律,建构学科内部学术秩序,打造学科整体的和谐。学科间的“各安其所”与“共生合作”是学科自然发展的重要根基。随着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背景的不断变迁,新型知识呈现出跨学科性,综合性、异质性等特征,逐渐推动学科的多维融合。
多维融合首先强调的是学科的思维融合,要转变思维方式,要融合传统和创新思维,要从分析重构到系统整合。思维融合首先要求转变思维。2017年3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答记者问中指出:“‘双一流’不是‘985'‘
211’
的翻版,也不是升级版,更不是山寨版。”[18]因此,高校在“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转变思维范式,需要融合创新和传统的思维范式,要在传统的学科建设范式的基础上进行重构,跳出既有定位和思维定式,要进行思维更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要从大格局、大视野审视一流学科的建设,要跳出教育看教育,以创新融合的思维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其次,强调学科间性的融合和整合,建立学科群。从世界一流学科发展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创新成果和优势学科大都是学科前沿和学科群交叉、应用、融合的最终结果。因此,一流学科建设需要考虑打破学科壁垒和边界的限制,解决学科间性问题,处理不同类型学科发展问题,如传统与新兴、基础与应用、人文与自然、优势学科与弱势学科之间的差异,以及资源分配、结构调整、规模数量等问题,但不能在没有经过论证、没有进行评价、没有得到广泛共识的情况下断然以一流学科之名去随意增减学科,随意配置资源,否则将陷入“马太效应”的陷阱。此外,现代知识和科学的综合化趋势必然要求学科之间相互关联、交叉融合,不断演化、不断创新,建立优势学科群。学科群是学科知识高度分化和融合的体现。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以固有的范式传承,并产生学科间的隔膜和壁垒,发展陷入僵化危机,很难摆脱“单一学科”的局限和思维。而学科群的构建能为各学科之间相互联结、相互促进创造条件。建立合理的学科群和较宽广的学科专业,结合区域特色、学科特色、时代特色,实现交叉学科、跨学科之间的活动形态、组织形态等协同,实现各学科之间的知识融合、渗透和兼容,许多新兴、综合学科以及原创成果应运而生。在新兴学科、综合学科以及原创成果形成的过程中,以综合课题、项目为载体培养师生的综合科研能力、卓越意识、竞争意识、责任意识等,并通过课题与项目载体形成合作交流、质疑批判、求异创新的学术氛围,培育理性竞争和互利共存的学术生态。此外,一流大学需站在国家的宏观立场和视野来审思、探究学科发展规律,以项目和任务促其成长。最后,强调课程体系的整合和课程内容的融合。一流学科建设要结合知识创新和社会应用,建构核心知识课程体系,将知识创新应用于新兴产业领域,逐步改造和带动传统领域的转型发展,并将学科知识根据教育规律、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等进行编码、重构,形成一定层次、关系稳定、内涵丰富的课程体系。一流的学科需要一流的课程,一流的课程同样需要一流的学科支撑,要自觉将学科建设的创新成果转化为课程,将学科前沿知识、跨学科建设成果、学科建设最新成果等及时融入课程中,同时也需要通过课程呈现,进一步提高课程的竞争力,要避免课程重复,要规避目标虚置,有些专业目标没有课程来落实,就需要增设新课程,通过课程监测和课程体系整合,实现课程体系的优化[19]。
(三)制度形态展望学科治理:学科公约与学术权力形塑学术自治
平衡是学科内部和外部系统协调统一、互动契合的特质,而制度环境最为关键。“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凭借搭建一个人际间互动的稳定结构(可能有效)在社会中发挥的主要作用。”[20]一流学科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资金、资源支持对一流学科固然重要,但制度投入对一流学科影响更具意义。良好制度环境保障良好的学院治理,良好的学院运行关乎一流学科的成败。良好的制度环境吸引一流的学者,一流学者造就一流学科。一流学科建设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完善和优良的制度,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进行学科规训,可以从学科划分制度到学科评价制度,可以从教师选聘制度到资源保障制度,一系列制度的制定旨在保障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促进一流学科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流学科的形成需要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动力机制,他组织要为自组织进行合法性调适,以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学科公约理念,促进学科治理。学科制度从外部层面、他组织层面形塑学科治理权力,明晰学科治理权的边界和底线,为学科自治创立独立的话语体系。学科发展需要依靠权力去维系良好的建设秩序,而权力既包括学术权力,又包括行政权力,二者本不矛盾,但是在实践中出现了各种异化现象,主要表现在学术权力行政化、行政权力官僚化、学术权力虚化、行政权力泛化等。一流学科的建设离不开两种权力的互动共生,和谐协作,达成学科治理共识[21]。因此,要从各层面协调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组织层面,要改变原有的基于行政建制的学科建设模式,打破学校、学院、学科的层级关系结构,建立扁平式的组织结构与“大部制”式的机构设置相结合,重构支撑一流学科建设的校内治理模式,规避行政权力干扰的资源分配不公、利益固化、官僚低效等问题,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同轨合力”提供体制基础。同时,赋予学科带头人一定的学术自治权力,使其在学科方向规划、资源配置、团队建设等层面有充分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在事关学术和学科发展层面充分体现学术权力,以学科建设平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实现高校的系统性变革。
(四)文化形态凝练求是创新:价值认同和学术忠诚浸入学科精髓
从一流学科的发展和演变轨迹不难看出一流学科离不开底蕴深厚的学科文化。积淀隽永浓郁、底蕴深厚的学科文化是打造一流学科内涵式持续发展的独特优势。因此,一流学科的衍生需要传承优良的学科品质、学科行为、学科优势和学科特色,并逐步构建底蕴深厚的学科文化场域。这将有助于学科独有核心价值意蕴的凝练,亦有利于推动学科的创新与发展[22]。
学科主体在学科知识的生产、实践、创新过程中代际传承,形成了具有本学科特色和个性的学科行动、风俗、仪式等层面的沉淀,彰显学科精神。同时在学科制度制定和实施中也形成了独特的制度文化。当前从传统的管理到现代治理过渡阶段,学者认同和需要的学术环境应该是以人为本,尊重学术,凸显学者在决策、制度制定和学术活动中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多种渠道、多种制度支持师生参与治理,发挥其积极性,为一流学科建设保持能动力和活力。学术环境不仅仅是一系列文本、制度、政策的约束,而且包括通过不断地碰撞、冲击,矛盾、妥协而形成的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相互支撑的学科文化,在这样的学术环境文化中,包含着学术自治精神、民主协商气氛、求同存异的学术追求,只有这样的文化才可以吸引和汇聚教师、学者、学生等共同努力,逐渐壮大学科。
在学科建设实践中,学科并非是一个紧密协作的组织,而是较为松散的以学术自由为纽带的组织[23],但形散而神不散,以学科价值使其凝聚在一起,价值是学科的灵魂所在。学科的价值意味着学科成员在一定的价值引导下,有相同的学术旨趣,并赋予同一学科身份,并自愿接受学科规范和制度,形成学术共识,推动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学科的兼职引领还需培育一流的大师和学科带头人,他们对学术的追求、对学术的热情都是为一流学科铸魂。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师之间相辅相成,一流学科需要一流大师,同样只有一流大师才能成就一流学科。一流大师运用学术发表、学术争辩、学术研讨等形式将自己的认识、见解、领悟等作为普遍共识,掌握学术话语权,这种权力也助力将大师的学术观念置于学科体系的前端。话语权的力量,不在权力本身,而在于权力如何表达。学术的话语权是为了表达本真学术的回归,一流大师能够秉持学术自由和独立,将学术文化信仰贯穿学术生涯,追求真理,探索创新,学术忠诚,为实现学科探索的终极目标奋斗。一流大师在长期思考中形成较为成熟的、前瞻的、原创的思想体系,被传播、被认可,就会产生话语力,引领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的发展方向。一流大师具备品牌效应,可以辐射学术团队,可以吸引优秀学者和优质生源,利于聚变形成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群体和学科团队,带动一流学科的发展。可以说一流大师是一流学科的魂,其拥有的话语力和投射的力量是学科生存发展的中流砥柱。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之所以成为一流学科,主要归功于引进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和教育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作为其学科带头人。一流学科建设需要培育和建设富有学科精髓、学科特色的文化,发挥底蕴深厚的学科文化的育人作用;培育和引导师生共同追求学术造诣的价值信念和乐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科研精神,培育学术忠诚和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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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韩春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张玉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