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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一步: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广东模式(下)


2019-08-08 阅读次数:

三、改革牵引:着力破除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障碍

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制度构造了人们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2]。毫无疑问,建设高水平大学,需要雄厚的资金投入、高水平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基础设施、科学的政策引导、浓厚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氛围等各方面因素的共同支撑。但是,对于中国高等学校而言,在经历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建设,特别是国家“985工程”、“211工程”和地方重点建设战略之后,一些高校在基本办学经费、校园基础设施、科研硬件条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高等学校的差距已经明显缩小,但在师资水平、办学理念、制度体系、文化机制等“软环境”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针对这一实际情况,广东省委省政府在酝酿和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之初,就旗帜鲜明地强调,高水平大学要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意见》明确把“深化改革、创新引领”作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基本原则,强调要“立足体制机制改革,聚集改革动力,释放创新活力,着力破解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围绕扩大和落实办学自主权、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深化人事制度改革、赋予科技成果自主处置权、创新办学资源统筹机制等5个方面“创新重点建设高校管理体制机制”,着力构建支撑高水平大学建设和高水平学科发展的组织结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具体到实践操作来看,三年多来,广东7所高水平大学整体参建高校和7所项目参建高校围绕省委省政府的部署,重点在6个方面进行了深层次和大力度的改革创新。一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广泛调动和发挥校长、教授、师生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学校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逐步探索和构建起“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的“一核多元”式共同治理的组织结构和制度机制。二是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密切对接国家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以重点建设学科和学科群为牵引,着力优化学科专业的设置、空间与层次布局,大力推动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培育和发展新兴学科。三是深化人事制度改革,重点围绕高层次人才引进、岗位职责考核管理、青年人才校内培育、基于岗位和绩效的薪酬管理、教师晋升发展与退出机制、教职工师德师风建设等关键性内容推进深层次改革。四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类型与层次的需求,构建尊重学生个性特征、注重挖掘学生潜力、多元发展的通道,着力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五是创新科研激励机制,积极探索多元灵活的科研组织模式,改革完善科研评价与激励机制,引导教师潜心治学,面向科学研究前沿领域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促进交叉融合、鼓励协同合作,着力培育原创性、高水平科研成果。六是强化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探索多元筹资渠道,拓展办学资源,统筹优化学校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配置,完善公共资源和重大仪器设备共享机制,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益。

毫无疑问,制度建设是一项细致而漫长的工作,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一蹴而就。广东省在加大资源投入力度的同时,把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作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核心要素和关键抓手,致力于在内部治理结构、学科专业布局、人事制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科研评价激励、资源统筹与优化配置、大学精神与文化塑造等重点领域重点发力,引导参建高校探索和构建支撑现代大学治理和高水平大学持续发展的组织结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一定程度上是抓住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普遍面临的瓶颈与痛点。事实上,只有在组织结构和制度机制上勇于改革和持续创新,才能为高等教育发展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建设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注入良好的文化基因,形成久久为功、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与活力。

四、协同共治:政府、高校与社会之间的一体互动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认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分立(Separation)”。在这种相互分立的领域中,“每一个领域都被另一个领域所制约”,但却“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亲属关系、宗教还是其他,能够提供一种基础性原则(Underlying Principle)”。“一旦某个文明只留下单一基座(One Infrastructure),该文明多半会走向僵化。”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习惯于强调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大一统”,比较注重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文化的整体架构和共性关联,相对忽略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的独特价值和个性施展。按照麦克法兰的判断,即便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迄今中国已让他的市场经济基本上自成一体,但是它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仍处于互嵌(embedded)局面”,“尚未完全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宗教)的彻底分立”[3]

具体到大学治理领域来考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学始终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共同体,而始终是作为一个杂糅政治组织、学术团体和生活社区于一体的“单位社会”而存在。这一点,即便经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时至今日,中国的大学治理仍然是国家与社会的杂糅交错,政治、学术与生活的相互“包裹”与深度“互嵌”。一方面,国家借助对权力的垄断和资源的掌控,通过整合、强制和诱导的机制对大学从功能、结构甚至价值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干预和塑造。另一方面,大学往往也主动迎合国家的权力逻辑,依赖国家的行政资源,甚至借助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保持竞争优势,失去了对自身作为学术共同体精神价值和实践道德的认同与坚守。这样一来,突出的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按照政治和权力的逻辑“治理大学”,不能真正按照大学和学术的逻辑“让大学进行治理”。由此导致大学治理中许多理念、价值与行动的错乱,也牵引出上述大学与行政权力互动博弈过程中的许多荒诞。

对上述问题,广东省委省政府在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之初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力图在实践中对新时期政府、大学和社会的关系进行调适,由传统单一的政府管理转为探索和构建一种政府、学校和社会共同参与、互补衔接、相互配合的新型治理关系。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文件中,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和深化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并重,推动政府管理与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有机互动与协同并进”。在具体实践中,政府主要着力于扩大和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整合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搭建地方高校与国家重点高校以及高校与其他行业企业合作平台、为高等学校人才引进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服务、加强参建高校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等6个方面为高等学校提供规划、保障和服务。另一方面,文件明确,高等学校自身是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主体,参建高校要重点围绕构筑学科发展高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提升科研创新能力、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弘扬现代大学精神等6个方面重点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政府号召并通过搭建平台、探索减免税收、实施捐赠补贴等方式引导行业企业以及社会各方面参与到高水平大学建设中来。

事实上,正如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林毅夫所概括的那样,“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4]。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来说,核心的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介入和干预,而是政府如何介入和干预,以及政府的介入如何与高等学校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协调配合、互补衔接、形成合力。现代国家成长的一个基本价值就是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各自发挥优势,谨守边界,互动合作。因此,提高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前提和基础就是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厘清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大学之间的职责定位、角色扮演与行动边界。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其主要的职责应该落定在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弥补自由竞争不足、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以及提供优质信息服务这四个方面,从传统的“管理者”向“引导者”和“参与者”转变。对于大学来说,毫无疑问应该是要从一个“被动的客体”转变为一个“能动的主体”,从“面向政府办学”转向“面向社会办学”,致力于坚持学术共同体的价值与规范,提高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质量水平,弘扬大学精神与文化品格。对于社会有关各方来说,则需要从一个“旁观者”和“批判者”的角色向“参与者”和“建设者”的角色转变,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更加长远的眼光理解、支持和投入高等学校的改革发展。如此,政府、学校和社会就从原来“一家独大”和“各自为阵”的分散状态逐步走向一种“协同合作”“共同治理”的理想形态。

结语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就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曾对广东在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实践经验给予精辟总结和细腻刻画。今天的广东,先于国家层面启动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应该不仅仅是一些学者眼中的政治竞争,而确乎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形势需求,也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这一薄弱环节奋起直追和后发赶超的内在价值追求。广东这一先于国家层面统一部署的步调与行动,也生动地印证和揭示了现阶段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国家治理中地方政府的自主空间和竞争行为,与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关于中央和地方“行为联邦制”关系描述存在一定程度地契合。广东地方政府在这一轮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关于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构建大学之间多元开放的竞争格局,着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以及探索政府、高校与社会之间的协同共治这四个方面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难点和实践难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着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特别是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模式与经验。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序言”7417.

[2][]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

[3][]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819.

[4]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8.

作者简介:蒋达勇,华南师范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人事处处长、人才发展工作办公室主任,现代国家与大学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政治与行政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来源: 《高教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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