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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约与自主:民国时期大学导师制的历史考察(1938—1946年)(下)


2019-08-08 阅读次数:

四、困境与乱象:教育部导师制实施的效果

教育部在导师制上的一系列举措,表明国民政府从政治层面开始干预大学导师制的实施,导师制中“训”的功能得到强化,意识形态的灌输与师生思想钳制愈加明显。迫于行政压力,大学纷纷转变原有实施思路,代之以教育部导师制“训导合一”模式,使得学校内部矛盾重重,严重影响了大学正常教学活动的开展。

首先是师生与训导处的矛盾。在训导长人选上,一些国民党政客担任训导长,成为导师制的实际领导者,但这些人在学术上无任何建树或缺乏训育行政经验,因而往往受到师生的鄙视,如钱锺书的《围城》中对训导长有这样的描述:“导师制是教育部的新方针,通知各大学实施,好像反响不甚好。咱们这儿校长是最热心奉行的人——我忘了告诉你,李瞎子做了训导长了,你知道了——这位部视学顺便来指导的,明天开会他要出席,可是他今天讲的话,不甚高明。”[43]虽然《围城》只是一本文学著作,但其中对导师制的描述并非空穴来风,小说中这所学校的原型为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训导长使用政治手段干预大学自主权的行径受到大学师生的抵制,潘光旦在调查几所大学导师制后,深深地感受到:“大学里所有的教师,真能把他的学问和行为联系起来,做学生的表率,那人就是无名的导师,就是不设办公处的训导长。照现在的形势,除非起孔子于九原之下,这训导长是没有人当得起的,勉强当了,他最多也只能举办几次精神训话,多强迫实行几条新生活的戒条,多订几种奖励功过的条例。”[44]潘光旦的言论,表面上是对训导长的调侃,实质上是对教育部借训导长加强师生思想控制的鄙视。

其次是导师与训导处的矛盾。导师不仅要承担学生的学业指导,而且也要对学生思想道德方面进行训育,这就造成在导师制的实施过程中,导师与训导处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如国立中央大学自19386月开始实施导师制,深入贯彻训教合一的导师制方案,初设主任导师室,后随着教育部设立训导处后,主任导师室划归训导处管理,改设主任导师1人,副主任导师若干名,由各院院长兼任。[45]导师制施行以后,学校师生联系多了,于是,训导处制定导师手册,监视导师与学生的行动,印制学生生活记录表,规定由导师填写后送训导处,以此作为学生学业与操行成绩的参考。训导处这一做法,将导师视为训育员,引起学校大部分导师的不满,从而导致训导处与导师制之间摩擦不断。[46]中央大学导师制与训导处之间的矛盾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教育部借导师制实施训导合一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正如朱光潜所言:现在我们的学校把学业和操行分作两件事,学业仍取集体生产式整天上班,操行则由权限不甚划分,责任不甚专一,叠床架屋式的导师、训育员、生活指导员和军事教官去敷衍公事。这种办法行不通,因为导师制的真精神不存在,导师制的必需条件不存在。”[47]

三是学校教职员之间的矛盾。虽然训导长由学校提出参考人选,但必须经教育部训育委员会同意才能担任,因而训导长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国民党的利益。他们在导师制的实施上十分强调训育的实施,以此严格控制导师与学生的思想。在此形势下,一部分导师严格按照训导长的旨意,照章办事,一部分导师较为注重指导的民主性原则,对导师制中加入训育的做法公开抵制,两种代表不同利益的群体开始形成,他们之间相互争斗,进而拉帮结派,导致学校内部矛盾丛生。如国立浙江大学自19395月成立训导处,11月由校长竺可桢聘请姜琦担任训导长,陈剑翛为主任导师。起初,研究教育出身的姜琦,在训导与导师制上能够保持很好的平衡,但随着国民党对训育制度的强化,姜琦本着向国民党中央负责的态度,欲将“‘教’与‘训’打成一片,或使‘训’与‘导’化为一体”[48],加强对导师的监管,这也由此导致姜琦与陈剑翛关系二人关系交恶,这从竺可桢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伯韩(姜琦字伯韩,笔者注。)欲以渠二人及李相勖合请导师,但剑翛不赞成,并谓导师制对于训导处不满,非疏通所能了事。前晚招待将毕业学生时,剑翛语侵训导处。剑翛以为此乃学生公意,因此二人嫌隙更深。[49]此后,陈剑翛利用学生的不满情绪,鼓动学生发动学潮,反对训导长姜琦,最后,姜琦不得不辞去训导长一职。姜琦与陈剑翛关系的紧张,看似是当时大学训导长与主任导师两个角色之间的矛盾,其实代表着两个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一类是代表国民党借导师制之名推进训育的拥护者,一类是反对党化教育、坚持导师制本义的捍卫者。他们之间明争暗斗,无形中增加学校内耗,不利于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的开展。

由此可知,教育部导师制不仅未能“矫正现行教育之偏于知识传授而忽于德育指导”以及大学训育的推进,反而导致学潮运动此起彼伏,严重影响大学的正常教学活动。19467月,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会议,决定废止大学导师制。随后,教育部颁布了《专科以上学校训导委员会组织规程》,大学导师制被训育委员会取代,导师制就此退出大学的历史舞台。[50]

五、结语

民国时期教育部导师制自19385月开始实施,19467月废止,在其实施的8年中,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其中的功能不断强化,的本义遭到忽视,这使得大学机构之间、师生之间以及导师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最终不得不被废除。导师制废止的原因,有如下三点:一是从制度本身上看,导师制名为借我国古代书院中师儒训导及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导师制的办法,来改变大学中师生关系疏离与德育缺失的局面,但实际上,教育部导师制既没有借鉴牛津、剑桥等大学中导师制的精髓——“的本义,也没有发展古代书院师儒中“民主”、“自由”的学风,只不过借导师制之名行训育之意,将其作为贯彻“一党专政”与“党化教育”的重要手段。二是从实施过程来看,不论是在导师指导的内容与方式方面,还是在责任的承担方面,教育部都进行干预与控制,使得导师无人格与尊严可言,这种无视导师的能动性与创新性的做法,注定了导师制最终难逃被抛弃的命运。三是在实施的效果上,教育部旨在借导师制实施“训导合一”,改善紧张的师生关系与加强德育指导的实效性,但实施过程中,导师制不仅未改善师生关系,反而使其关系愈加紧张,学生运动也时而发生。导师制不仅让师生们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而且也让他们更加懂得民主与自由的真谛,教育部这种“种瓜得豆”的举措也加速了导师制的终结。

注释:

①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实施的导师制主要是为了解决大学教育中师生关系疏远问题,其借用当时牛津、剑桥或其他欧美学校实施导师之名,结合对我国传统书院中良好师生关系的憧憬,形成了一种西方教育制度中国化的有效探索模式。

②对于导师制的研究,当前大多集中于改革开放之后高校导师制的一些成功经验的有效探索,而对于民国时期实施的导师制,学界研究的数量甚少,仅有刘振宇的《论民国时期高校导师制的施行》(《高教探索》2012年第6期)、何方昱的《国家权力的侵入与大学自治的难局——以浙江大学导师制的兴衰为中心(1936—1945)》(《史林》2009年第6期),张均兵的《国民政府大学训育(1927—1949)》(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出版)等进行了有效的探讨,而其中对于教育部导师制实施过程也几无系统研究。

③国民党为了巩固其独裁政权,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借鉴西方训育思潮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训育理论体系和训育制度。但由于训育制度在思想上进行严格控制,在内容上主要实行反动奴化教育,与大学追求学术自由、民主独立的本质特性相矛盾,实施不久,便遭到大学师生的抵制,效果并不明显。参见张均兵著《国民政府大学训育(1927—1949)》,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

④关于私立大夏大学导师制实施情况,可参见喻永庆著《民国时期大夏大学导师制实施考察》,载于《高教探索》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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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喻永庆(1982—),男,湖北云梦人,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从事近代教育史、近代期刊发展史研究;周洪宇(1958—),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史、教育政策研究。


 

 

来源: 《高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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