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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约与自主:民国时期大学导师制的历史考察(1938—1946年)(中)


2019-08-08 阅读次数:

二、变通与抵制:大学对教育部导师制的实施

在学者们讨论的同时,一些大学迫于教育部行政上的压力,纷纷于19389月着手实施导师制。考察当时大学导师制的实施情况,笔者将其归纳为三类:一类是对教育部导师制的选择性吸收,即对导师制中过度强调训导进行适当的修订,此类学校以先前已实施导师制的大学为主;一类是对教育部导师制阳奉阴违,即根据教育部文件制订导师制相关制度,但在具体实施时消极怠工,这在当时的大学中占绝大多数;一类是对教育部导师制拒不实施,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在国立大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更好地展现当时导师制的实施状况,笔者选取私立大夏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与浙江大学,探讨其在教育部导师制颁布后的所作所为。

一是私立大夏大学的选择性吸收。私立大夏大学是民国时期最早施行导师制的大学。自19294月开始试验,到19383月教育部颁布导师制纲要之时,大夏大学实施导师制已有近10年的时间。在实施过程中,大夏大学在王伯群与欧元怀的带领下,将导师制与学校师生合作的办学理念结合起来,贯彻导师制中的本义,根据实施效果动态调整设计思路,重视导师的德才选拔与人文关怀,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指导活动以拉近学生与导师的距离,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大夏大学导师制充满生机与活力,不仅成为民国时期导师制实施的典范,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学校办学水平的提升,大夏大学由此被誉为“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成为民国莘莘学子争相报考的大学之一。[13]

教育部导师制纲要的发布使大夏大学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作为一所私立大学,经费问题严重困扰着学校的发展,为了寻求出路,大夏大学19391月开始与教育部协商,期望学校由教育部接管,实现国立化,以缓解学校办学经费的不足。但教育部坚持以学校更名贵州大学为前提条件,在学校与教育部的数次博弈下,大夏大学才在保持私立校名的基础上获得相应补助。[14]在这一特殊时期,为了搞好与教育部的关系,大夏大学对教育部导师制只能选择接受;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述,大夏大学导师制实施已久,他们在继承传统书院师生关系模式与充分领会国外导师制真谛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大夏大学导师制实施方案,而教育部导师制过度强调训育,与大夏大学存在较大的分歧。因此,在综合两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后,大夏大学进行了折中选择。

193810月,大夏大学正式颁布《导师制施行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对教育部导师制的规定进行了选择性吸收,如教育部《导师制纲要》中第2条规定导师……施以严密之训导,大夏大学则换成导师……随时予以切实之训导;第5条规定导师对于学生之性行、思想、学业、身体状况各项,应依照格式详密记载,每月报告学校及家长一次,大夏大学则简化成导师对于组中学生家庭应作密切之联络,其家庭如不在学校所在地者,应通函征询意见以作训导之参考;而其他对导师指导过度干预的条款,大夏大学在《细则》中未予体现。[15]《细则》颁布之后,大夏大学导师制仍旧依照之前的实施方式,即每学期选择1次导师,举行2次导师会议,指导形式仍由导师自由选择,导师制注重引导等。[16]

二是国立武汉大学的“阳奉阴违”。国立武汉大学在教育部颁布导师制之前并未实施导师制。193810月,武汉大学制订了《国立武汉大学导师制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开始在全校实施导师制。审视武汉大学导师制《纲要》,其在实施的原则、要求、准备条件、操作步骤等方面,可谓是教育部《导师制纲要》的翻版。[17]随后,武汉大学又制定了实施导师制分组办理、指导方法、拟订考察表簿、导师制奖惩办法等,并推举赵师梅为主任导师,王凤岗、马师亮、余炽昌为副主任导师,相关院系导师名单也很快确定。[18]从表面上看,武汉大学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实施导师制,制度完备,人员齐整,步骤清晰,整个导师制工作应该行之有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随后教育部派员视察武汉大学导师制的报告中可以管窥其真实情况:全校学生均已分配导师,二、三、四年级学生由本校教员平均分担,一年级新生则归系主任一人负责指导。导师每与学生作团体旅行,个别谈话似未认真实施,报告也未能按期填送。[19]对此,教育部明令要求武汉大学教员应切实负责训导学生,以期收导师制之实效,对于学生思想尤宜注意指导[20]。从教育部的视察反馈与训令可以看出,武汉大学在导师制上敷衍了事,并未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实施,这主要是由于该校校长王星拱对导师制中加入训育不满。王星拱作为一名有思想、有抱负的教育家,他一直认为: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而在学校导师制中加入训育,对于师生发奋的精神、奋发的情绪,坚定的意志都是极大的否定。[21]王星拱在导师制上的消极态度也成为该校学生向教育部控告其失职的重要“罪状”:“导师制之设立,原为陶冶学生的人格,以补学校消极训导方式之不足,其法至善,其意至美。故教部三令五申,通令各校严格遵章实行。乃本校对此种有价值之制度,抱一种消极并漠视的态度,每学期仅于期中公布导师及学生名单一次,其他并无任何工作。尤为可怪者,在上学期,导师名单迟至五月始行公布,公布一月后即告解假。使导师召集学生谈话之机会亦付缺如。其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于此可见。”[22]这些看似罪状的记录,一方面说明了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对教育部导师制并不看好,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王星拱自由民主的办学理念。

三是浙江大学的不合作态度。浙江大学自193710月开始实施导师制,该校导师制的实施得益于校长竺可桢的积极推动。竺可桢留美期间,正值欧美大学导师制盛行之时,他亲身感受到欧美导师制给大学教育带来的新气象。[23]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后,竺可桢在全校范围内推行教训合一的导师制度,即每一位导师指导十几名学生,一是进行学习上的指导,二是进行思想道德与生活上的指引,实现德才共进的通才教育。[24]对于实行导师制的目的,竺可桢这样回答:我们行导师制,是为了要每个大学生明了他的责任。”[25]为了深入贯彻这一教育目的,浙江大学在导师制实施中进行了有差别的培养,一、二年级侧重为人、为学方面的指导,偏重道德修养;三、四年级注重专业学习与就业指导,偏重理论知识的习得。[26]

但浙江大学导师制实施不久,教育部开始推行“训导合一”的导师制,过度强调“训”的功能,并要加强对学生与教师思想的钳制。竺可桢对此表示很难认同,他认为这种导师制“颇有难行之处”[27]19391月,教育部派员视察浙江大学导师制的实施情况,竺可桢当面提出了质疑:立夫(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部长,笔者注)对于推行导师制具极大决心,但余告以导师制之能否推行,全视乎导师是否肯尽力,如专靠每两周一次之聚会,则难生效力也。[28]从竺可桢的言论可以看出,他对教育部导师制的实施持质疑与否定态度,这在教育部官员视察浙江大学后给予的评价中可以得到印证:“导师制——这是教育部的一种新政,浙大虽已奉办,可是尚未积极进行。”[29]

大学对教育部实施导师制的反应,与学校领导的态度紧密相连,而此时中国大学的办学者以留学欧美者为主,他们的留学经历、办学理念以及对民主与自由的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导师制的态度,当教育部导师制背离导师制本义之时,大学领导者和大学的抵制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高压与监管:教育部导师制政策的调整

由于学者的质疑与众多大学的抵制,教育部导师制并未取得“训导合一”的效果,这与国民政府确立的“训育之重心,必须与国家之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种种建设相配合”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30]对此,19393月,国民政府借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之机,确立了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的指导思想,要求教育工作者信仰一个主义拥护党国服从领袖,同时也对教师、学生、青年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共同奋斗目标。[31]为了更好地配合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实施,教育部在会上提出了“大学训育改革案”与“导师制应予以修改案”,着手对大学导师制进行调整。[32]

首先是设置导师制管理机构训导处。在教育部颁布实施导师制之前,一些大学就已实施导师制,但导师制并非一个单设机构,多由教务处、群育委员会或生活指导委员会代为管理,主要担负学生的学习、生活与就业指导。而训育处则作为大学的单设机构,承担学校的体育、军训、思想政治与卫生教育等事宜。[33]导师制与训育处虽都有管理学生的职能,但二者交集甚少。而在教育部颁布导师制后,要求导师既要负责学生学业方面的指导,也要对学生思想与行为进行训导,导致导师制的推进与训育的开展难以取得实效。对此,教育部将其归结为缺少相应的统筹机构,认为:“大学行政组织,在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中,尚未有详细之规定,各校现行组织,大都由各校自行拟定,因此组织未尽健全,名称亦多分歧,以致影响行政效率。”[34]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也认为:推行导师制,须有统筹的机构。[35]于是国民政府很快通过了教育部关于大学设立训导处的提议,要求大学普设训导处,其地位提升至与总务处、教务处并列,同为大学重要的行政机构。[36]教育部还在其内部设立训育委员会,负责各大学训导工作;在大学设立训导处,负责训导计划的拟定,导师的分配,学生的分组,学生思想的训导以及学生课外、体育、卫生、营养及军事管理的监督。[37]可见教育部设置训导处主要是为了强化对导师制的管理,实现导师制的训导合一,借此从思想与行为上加强对大学师生的控制。

其次是严格大学训导长的任职条件。在教育部推行的导师制中,导师分为主任导师与普通导师,其中主任导师负责导师制相关制度的制定、人员的选聘、会议的召集等,普通导师具体担负学生的培养工作,包括学业、思想、生活等方面,对于他们的选聘,主要由学校自主选拔,以学术声望与道德水平为参考标准。[38]然而这样选出的导师,较多关注学生的学业发展,而对学生思想的训育方面置若罔闻。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教育部在设置训导处的同时,开始严格选聘大学训导长,对其资格进行规定,要求凡国民党党员,曾任大学教授或专科学校专任教员二年以上,著有成绩、学望、品行足资表率,经审查合格者,得充任大学训导长或专科学校训导主任”[39]。教育部对训导长任职资格的规定,一方面希望训导长取代先前主任导师与训育长的职能,借此实现教育部训导合一目的;另一方面也希望更有效地对大学导师制的实施进行监管。之后,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党化教育的加强,教育部对训导长的要求也更为严格,如在1944年的《修正专科以上学校训导人员资格审查条例》规定:凡中国国民党党党员,在国内外大学毕业,对于三民主义与总裁言论确有研究与信仰,且曾任教授二年以上,经审查合格者得充大学训导长或专科学校、独立学院训导主任。”[40]训导长的这种从国民党党员三民主义与总裁言论确有研究与信仰者的规定,表明国民政府逐步加强对导师制的控制,导师制训育化与政治化的倾向愈加浓烈,这也改变了导师制最初的补救智育、德育与体育分离的宗旨,转向为对师生思想的严格管制。

最后是加强对导师制实施效果的考核。教育部在进行制度设计的同时,派员检查导师制的实施情况,进行奖励或训诫。19397月,教育部颁布了《切实推进导师制的办法》,要求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于所属中等以上学校,应随时派员督导导师之推进,并以切实推进导师制与否,为考查所属各校成绩之一,如各校奉行导师制著有成绩者,应予以奖励[41]。随后,教育部又针对导师个人制定了奖励与责令退出的办法,其中着重强调各校校长应以身作则,督率各教师履行导师制任务,并以各教师切实执行导师制之任务与否,为进退教师标准之一,导师中对于学生训导著有成绩者,得由校长呈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核予奖励”[42]19403月,教育部陆续派员检查各大学训导处的设置、导师的指导、学生的思想执行状况,对其中实施不力的学校进行训斥与施压。


 

 

 来源: 《高等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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