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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上)


2019-12-25 阅读次数:

 摘要:美国是当前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经验对其他国家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梳理美国一流大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炼出持续得到联邦政府的经费资助”“积极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不懈坚持教育国际化三大发展经验,并结合我国高校发展中的问题对我国双一流建设提出优化经费资助模式”“调整大学评价机制改进教育国际化策略的建议。

关键词:美国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历程,经验启示

美国是当前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卓越。在主流的世界一流大学排行榜上,美国高校占据着靠前的大部分席位,在半个世纪以来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美国学者占一半以上。美国世界一流大学对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其先进的办学模式受到各国高校的推崇与模仿;其卓越的培养质量不仅对美国学生很有吸引力,而且受到全球优秀学子的青睐,美国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学生接受国。

美国大学的辉煌不是一日铸就的,而是多种历史与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考察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发现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探讨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规律。目前,我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自身没有成熟的建设经验可循,建设方案和策略具有很大的尝试性和探索性。探究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经验和成长规律可以使我国的“双一流”建设规避可能的战略风险和策略失误,提高建设效率、改善建设效果。

一、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背景

1636年,哈佛大学前身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的创立,开启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在这片土地上陆续出现了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耶鲁学院(1701年)、费城学院(1740年)、新泽西学院(1746年)等殖民地学院。这些学院基本由教会开办,主要培养教会人士和热心于宗教的政府官吏。殖民地学院大多是对英国大学的模仿,办学水平参差不齐,总体上来讲没有值得称道的成绩[1],其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揭开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序幕,真正为世界一流大学崛起奠定基础的是“‘赠地学院’的发展”和“研究型大学的兴起”。

(一)“莫雷尔法案”与“赠地学院”的发展

美国独立后,不久就掀起了历史上著名的西进运动,大批移民迁往地广人稀的西部地区,大量耕地被开垦出来。在这一形势下,农业劳动力严重缺乏,迫切需要有新型农业机械、应用农业技术和高级农技人员来提高美国农业的生产效益,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此,美国联邦政府于1862年颁布了《莫雷尔土地赠予法》(简称《莫雷尔法案》),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向各州和准州赠予一定数量的土地以资助各州开设实施农业和工业教育的学院,促进农业和工业教育的发展;这种学院主要讲授农业和机械制造工艺方面的知识,但也不排斥其他学科知识的传授[2]

《莫雷尔法案》受到各州的普遍欢迎,它们在法案颁布后不久,纷纷根据法案规定创建农工学院、农业技术学校和以农工专业为主的州立大学(所有这些院校在美国被统称为“赠地学院”),赠地学院办学目标清晰、定位明确,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迅速成长壮大。为了巩固《莫雷尔法案》的实施效果,美国政府随后又颁布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法案,如《哈奇实验站法案》(1887年),《第二莫雷尔法案》(1890年)和《史密斯——莱沃法》(1914年)等。这些法案要求联邦政府资助赠地学院办学,同时要求赠地学院开展农业科技知识的研究、应用和推广。

《莫雷尔法案》及随后颁布的一系列法案,对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和美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这些法案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进步。1862年美国专门实施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等院校只有4所,到1896年已增加到69所,其中大部分是由联邦政府依据《莫雷尔法案》资助兴建的赠地学院。其次,这些法案的实施强化了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1860年到1890年,美国加工工业产值增长了近7倍,工业产值增长了近4倍,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首位。

(二)研究型大学的兴起

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激发了民族自信,美国国民渴望在文化、教育领域也能与欧洲强国一决高下。在这一背景下,创办致力于“学术生产”的研究型大学就成了时代的呼声。

在美国各界的呼吁下,一部分改革派以德国现代大学的模式为参照,建立新型大学。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开端。该校创校之始就致力于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很快在同类院校中脱颖而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示范下,哈佛、耶鲁等一些老式学院也通过增设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强调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从而顺利转为研究型大学[3]

随着研究型大学的形成,研究生入学人数开始迅猛增长。在研究型大学出现初期,美国只有约200名研究生,20年后约2400人,又过20年,接近10000人,到1930年,研究生注册人数约50000[4]

“‘赠地学院’的发展”和“研究型大学的兴起”都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为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诞生奠定了认识和实践基础。此外,“赠地学院”还直接推动了美国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间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

(一)崛起阶段(1939—1957年)

美国世界一流大学崛起阶段起于“二战”爆发,终于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这一阶段发生了很多全球性的重大事件,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促成了美国大学在全球的崛起。

1.联邦政府的科研支持。二战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在参战之前积极进行军事技术研究,先后设立国防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协调各高校参与研究,并通过研究合同为高校提供了大规模的科研资助。科研资助使高校的科研经费比二战前有大幅提升,1938年,美国大学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总经费约为2800万美元;1944年,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独自与大学签订的合同总额高达9000万美元[5],而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仅仅是能签订这样合同的几个机构之一。在美国政府的大力资助下,美国大学在二战”时的科学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美国大学在全球的崛起奠定了科研基础。

战后美国政府继续加强对大学的科研支持,先后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海军研究办公室、国家卫生研究所和研究与开发委员会等机构来协调和支持相关科研项目。1950年,杜鲁门总统签发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成立了旨在专门资助基础研究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标志着多元联邦科学政策的最终确立。

2.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由于欧洲的战争环境和希特勒的排犹政策,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到美国避难,让美国意外获得了一批来自欧洲的科技人才,这批人才的加入使美国的科技实力大增。1933—1941年间,来自德国、奥地利的7622名知识难民流入美国,其中1090人是科学家,绝大部分(约700人以上)是教授;其余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学者型和艺术型的文化流亡者[6]。这些知识难民包括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6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后来的11位新得主(不包括1945年后在美获奖的流亡科学家),他们大多数进入美国大学,主要从事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这批科技移民使美国大学的学术水平迅速提升到世界前沿,并为美国高校赢得世界一流地位奠定基础。

科技移民的杰出贡献鼓舞了联邦政府,它开始通过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来网罗国际高端人才。为了推进这一战略,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案,如1946年的《富布赖特法案》、1948年的《信息与交流法》和1956年的《交换学者与移民地位法》。这些法案资助美国高校师生参与国际交流,资助在美国学习的留学生,鼓励外国学者到美国进行访问和研究[7],并为他们居留美国提供便利。

联邦政府的科研资金支持和科技移民的知识支援使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崛起并跃居世界一流行列。这一时期美国学者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数和国别比例增加敏锐地反映出这一变化。1901—1930年,美国在每个十年的获奖人数为个位数,不仅远远落后于德国,也低于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幅增加,获奖人数与德国持平。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获奖人数已超过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占总数比例达38.89%,在全球首屈一指。(见表1

(二)巩固发展阶段(1958—2000年)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刺激了美国朝野,引发全民对教育的反思。在这一事件的触发下,美国政府颁布了《国防教育法》,对教育进行系统调整并加强资助力度,该法案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生源基础和充分的资源支持,使美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十年,标志着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联邦政府继续加强与大学的科研合作,并不断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

1.联邦政府的科研支持。19473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标志着两极格局的形成。美苏冷战对峙和局部热战促使军方一再加强与高校的研究合作,客观上推进了美国一流大学的发展。

大学与军方的研究合作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些变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越战爆发,战争初期美国政府对大学参与军事科研是重视和支持的,后期由于受高校师生反战活动的影响,政府和军方减少了对大学科研的经费支持,大学与军方的科研合作步入低潮,对一流大学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崛起,使美国开始反思自身的科技政策。在朝野的推动下,美国重新加强科技投入和军事研究,以迎接内外部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大力加强军事技术研究与科技开发投入,使大学与军方的科研合作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了网罗全球优秀人才,美国联邦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出台一系列法案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1961年颁布了《富布莱特——海斯法》,要求美国联邦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支持美国高校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并对外国学者申请居留美国提供便利。1966年颁布了《国际教育法》,要求资助美国高校师生出国访问交流,资助外国学者来美国学习交流。这些法案的实施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吸引全球的优秀人才纷纷前往美国学习、交流,使美国以较小的成本获得了大量高级知识人才。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期,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相对停滞。进入80年代,美国经济依旧萎靡不振,这使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利处境雪上加霜。冷战末期,基于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平演变战略的发展需要,高等教育国际化又被提上日程。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国会颁布了《教育交流促进法案》,该法案主张美国的高等教育要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应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的招收与培养。

3.联邦政府的宏观干预。为了保持美国高等教育在全球的竞争优势,联邦政府在这一时期还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干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国防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

为了回应苏联卫星上天引发的国民关切,消除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负面影响,美国联邦政府于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主张增拨教育经费加强对各级学校的财政援助;加强研究生教育,提高教师学历层次;重视自然科学、数学、现代外语教育,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等。为了保障法案的实施效果,美国国会分别于1964年和1982年两次修订了这一法案。

为了缓解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美国联邦政府于1965年颁布了《高等教育法》。该法案致力于加强学院和大学的教育条件,为中学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财政资助[9],其主要内容包括对各州高校提供多种类型的经济资助,为攻读博士学位并愿意到高校工作的人员提供奖学金;为所有高校学生提供助学金和低息担保贷款等[10]。为使资助政策更加完善,美国国会先后多次修订这一法案。

联邦政府的科研经费支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以及联邦政府的宏观干预使美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成效不仅得到有效巩固,而且水平有所提升。1951—2000年,美国学者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数在各个时段均远超德国、英国和法国之和,在全球独居鳌头。在获奖比例上,除20世纪60年代略有下降外,其他阶段均有所增加。(见表2

 来源: 《中国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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