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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认同教育发展趋势与启示(上)


2020-07-26 阅读次数:

 摘要:受全球化、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等因素影响,国家认同解构和分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国家认同教育无疑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美国作为开展国家认同教育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其国家认同教育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教育理念由“一元”向“一体”转化,教育模式由“强制”向“浸润”过渡,教育场域由“学校”向“生活”延伸等典型特点,其中一些经验对中国国家认同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中国的国家认同教育应坚持塑同存异,在尊重文化多元性的同时,以铸牢共有价值观为精神纽带,有效调适国家认同统一性与多样性间的矛盾;坚持知行结合,持续加强公民教育以塑造负责任的积极公民;坚持刚柔并济,以多元化的课堂教学与实践改革提高教育的实效性;坚持内外兼修,深刻认识国家认同的核心素养属性,以开放的视野升华对国家认同教育的理解与认识。

关键词:美国,国家认同教育,公民教育,核心素养,塑同存异,知行结合,刚柔并济,多元化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东北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19-GME0542020年度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辽宁城市民族事务治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01slktyb-023

在全球化、信息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多种因素裹挟下,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面临消解、分化和解构的风险,国家认同教育问题也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教育命题。在全球视野下,如何立足本国,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国家认同建构的有益经验和教训,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国家认同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多种族移民国家,尽管在处理本国民族问题上出现过某些错误,但整体上美国的国家认同教育使它在民族问题丛生的后冷战时代的世界中没有出现太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国家认同教育不失为一种成功范例,对中国国家认同教育建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教育

国家认同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学者从不同学科对国家认同的内涵进行了阐释,但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认识。有的侧重从政治学视角理解,认为国家认同的核心是政治共同体问题,是对自己归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辨识、期待和选择的过程[1]。有的侧重从心理层面理解,将国家认同定义为“一种主观感受,即个体确定自己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内在信念”[2]。目前,学界更多强调从公民身份来认识和建构国家认同,认为国家认同是基于公民国家身份的“内功”,是公民对所属国家的一种认知、肯定、接纳,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和确立的国家公民间的“我们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3]

认同是一种包含认可、接受、热爱等心理与情感主观因素,并可以转化为外部持续稳定行为的一种状态。根据公民对其个人身份及所属国家认同的认识逻辑,笔者认为,公民个体的国家认同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民个体对区别于他者的独特性的认知阶段,此阶段确定“我是谁”的问题。这一阶段虽不直接涉及国家认同问题,却是构成个体对国家这一共同体认同的主体基础。诚如世界上不存在两片相同的树叶,每一个个体的出现都是独一无二的,“认同就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认识和自我确定,是自己独特的、与他人不同的特征。”[4]同时,作为社会关系主体,个体总是与其生活的周遭环境密切关联。基于与周遭环境(他人、组织、社会、国家等)的关联,个体往往呈现多重身份并存的样态,在认同问题上可能出现“我究竟属于谁”的困惑。此时对国家认同的理解就存在国家公民身份的归属性问题,即确定“我属于谁”的问题。各国一般采取国籍主义的立法形式赋予本国公民以国家公民身份,并以此作为区别于他国公民的宣告。这时个体的国家认同就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基于法律的外观型身份确认阶段。之所以称之为外观型身份确认阶段,是因为法律与国籍仅是取得国家公民身份的制度前提和外在表征,并不表明个体真正对所属国家产生认同,所以是一种基于法律的被动型身份认同。正如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所言:“只有当人们认为自己同属一国时,国家才会存在”[5]。国家稳定不能单纯依靠制度和契约维系,更应依赖基于共同心理基础和一致行动的“我们感”和“共同性”。此时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就需要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我认同谁”的阶段。而公民对国家认同核心内容的理解就成为必要前提。对国家认同内容的界定,学界争论不一,但普遍认为除对特定的领土、主权、人口等要素认同外,国家作为一个“想象共同体”,公民对本国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的认同更具现实意义。肖滨教授基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将集领土、主权、人口为一体的国家共同体的认同称之为公民文化一心理归属的国家认同,将公民对国家政权系统的认同,称之为赞同性国家认同。[6]这时,倘若一国公民对上述国家认同的内容在心理和情感上自觉接受并愿意为之付诸积极行动,那么他就由外观型身份认同过渡到第三个阶段,即内化型身份认同阶段,公民的国家认同也完成由“被动型”向“主动型”、由外观到内在的转变。而这一阶段恰恰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难点和重点。

由此可见,国家认同是个内涵丰富、构成复杂、动态演进的范畴。而公民的身份意识以及对国家的认同与归属并非与生俱来,在认同序列中国家认同也不具有天然的优先选择性。他或她可以在出生时“被规定”为某国公民,但公民完成国家认同每一个阶段的跃迁。例如,如何实现由法律意义的“被动公民”向生活世界的“主动公民”转变,是多数国家在国家认同建构方面面临的难题。在所有建构模式和路径中,国家认同教育无疑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因为教育与公民的认同培育具有内在的联系,国家认同除依赖血缘、文化等原生性要素的自发驱动外,更需要借助教育在唤醒社会公民历史集体记忆、传播认同知识体系、培育共同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引导和涵化。“什么样的教育就必定塑造什么样的人。国家的公民教育就是为了培养人对国家的认同。”[7]

同时,国家认同是个体与国家双向互动与建构的过程,如同大多数国家努力为个体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性场域和本体性安全保障一样,个人对所属国家的忠诚感、归属感并由此转化汇聚而成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又成为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精神动力。因此,几乎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会将爱国主义、国家认同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置于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位置。有的国家直接将蕴含国家认同意涵的素养规定为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如美国的公民素养、新加坡的价值观技能,作为学生面向未来所应具备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2014年,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体系问题[8]67520169月,由教育部委托完成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维度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划分为包含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责任担当等六大素养,具体化为人文情怀、健全人格和国家认同等十八个基本要点。[9]这表明,国家认同已成为面向全体学生的带有基础性、共同性、生发性和关键性的高阶素养和精神特质,并成为规约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人才培养改革的重要指针。

国家认同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教育。尽管各个国家由于政治制度、国家体制、文化传统等因素导致国家认同建构具有一定差异性,但是,各国在国家认同相关教育目标与内容设定、教育方法与教育载体运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同质性,具有较强的互鉴性和共通性。以美国为例,其国家认同教育“一体”教育理念的形成,从“强制”到“浸润”教育模式的变化,注重学习和生活双场域的教育场域以及社会科学课程、服务性学习等典型教育形式的广泛运用,共同推动着美国国家认同教育的有效开展,这些经验无疑对中国国家认同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二、美国国家认同教育的演进与趋势

国家认同是多重因素相互杂糅、动态演进的过程,除传统种族血缘、地域习俗、历史文化等原生性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塑造外,人口、信息、文化等外生性因素的输入也会促使一国采取政策变迁、制度重构、身份的重新定义等方式不断完成对国民国家认同的建构。作为建国历史较短却迅速成长起来的移民国家,美国更多借助建构模式来形塑本国的国家认同,其中国家认同教育作为一种典型的建构形式,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轨迹与景象。

(一)从“一元”到“一体”:美国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的嬗变

民族国家的一个根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亦即国家始终与特定地域中的特定民族结合在一起[10]。毋庸置疑,美国国家认同的构建也需要构建一个属于美国自己的民族,即美利坚民族。因此,如何构建这一民族,以何标准构建和发展其所需要的民族就成为一个复杂而现实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美国自建国以来针对公民身份的要求出现多次转变,即由“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到“来自欧洲的美国人”再到“多元文化的美国人”[11]296。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内蕴着美国国家认同教育理念由“一元”向“一体”的转变,其突出表现为对美国公民身份要求呈现出一种宽容趋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其核心要义——培养适应美国、热爱美国的良好公民这一根本要求从未改变[11]304

美国建国初期,其国家认同教育的理念有着明显的“一元”色彩。所谓“一元”,特指美国对于公民身份认可存在特定血缘和文化的标准,这一标准构成一个人是美国人的最低限度。生活在北美13个殖民地上的居民大多具有英国血统,共享英国新教的宗教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些“来自英国的美国人”在整个国民构成中占有绝对多数,并且掌控美国社会的核心资源。作为主流群体,它们发展出以自身为样板的“盎格鲁—撒克逊”标准[12]。借助这一标准,具有“盎格鲁—撒克逊”因子的群体被优先赋予公民身份和地位,而那些非“盎格鲁—撒克逊”的群体就被排斥了[13]。当然,这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美国国家认同构建策略并未获得持久胜利。在欧洲大规模移民的冲击下,美国政治精英的观念开始发生改变。正如潘恩(Thomas Paine)所言:“欧洲而不是英格兰是美国的母国,这个新世界曾经是来自欧洲各地的热爱世俗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避难所”[14]。在这里,潘恩强调的是一种身份授予规则的变化,即基于英国裔身份的公民判定标准正日益让位于欧洲白人这一身份。换言之,公民身份的获取条件有了一定程度的放宽,这在一定程度上助力美国更深入地民族融合。但是,其本质上仍然具有明显的“一元”性,特别是在种族、血缘、文化上还存在较强的排斥性。

伴随美国国民构成多样性的进一步发展、多元文化观念的进一步扩散,“一元”化的国家认同理念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一体”理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美国国家认同教育“一体”理念的核心是指在确认公民身份和形塑国家认同的过程中,不再将个体的种族、血缘、肤色、文化、宗教等视为必要的前提性条件,而是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并将考察和培育的重点转向个体对于一个一体层次民族的认同,即对美利坚民族的信服。这一理念从出现到成熟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的“一体”理念主要意图破除“一元”理念关于身份限定的约束。二战结束后,越来越多有着各异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种族、族群来到美国,这就使美国的国民构成日益多样化。同时,这一时期多元文化主义开始盛行,一些活动家鼓励移民们保留其原出生地的文化,主张美国政府给予这些移民本土出生公民无法享有的特权。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治精英为了能够在最广泛程度上团结、融合国民,摒弃了过去赋予国民身份过程中过于重视先天性因素的观念,转而对所有公民予以更为充分的尊重和认可,特别是对传统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予以更为优先的照顾。在这种背景下,世俗教育的课程给予各类族群以更多的关照和更大的空间,学生不仅获得更多的自由选课权利,也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各自族裔的文化和历史。然而,在这期间,关于国民共同因素的要求、关于国民身份的共同确认却被忽视。美国许多高校减少,甚至中断了美国历史、西方文明史等课程的教学,各类学校均出现美国传统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教育的弱化趋势。就这样,国家认同逐渐被族群、种族认同所冲淡,美国国家认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简言之,早期的“一体”理念虽破除了传统“一元”理念关于身份获取过程中先天性因素规定的掣肘,却未能实现一体层次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的重塑。

第二阶段则是从20世纪80年末开始至今,这一阶段的“一体”理念在尊重族群差异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打造一体层次的民族,其强调美国众多族群均属于同一个一体层次的民族,即美利坚民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类学校开始对学生的伦理道德、国家认同、民族认知、国家文化予以关注,并逐渐将其纳入国家公民教育体系之中,高校则开始恢复以西方传统价值为核心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计、教学和推广。然而,受制于制度和文化惯性的影响,过分强调差异而忽视统一的多元主义并未因世俗教育的变革而完全消失。不仅如此,长期的非平等待遇也引起部分白人群体的不满。新进的“黑人生命珍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原本希望能够为黑人群体争得更多的权利,然而,在非平衡待遇所营造的政治氛围的反向刺激下,部分白人群体强烈地表示他们更为相信“众生平等”(All Lives Matter[15]。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治精英对于打造国民的国家认同和一体层次的民族认同愈来愈重视,相反,对于多样性的关注则逐渐减少。因此,在世俗教育中,关于少数族裔的介绍有所下降,而对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社会优越性的强调则越来越多[16]

简言之,如果说,“一元”的美国国家认同理念是希望实现“A”“B”“C”等到“A”的转变,即一种身份授予的过程,那么,“一体”的理念则是从开始就把所有个体均视作“A”,而此时的国家认同教育则主要是唤醒“A”的认识,或者提升个体关于“A”的认识程度,即一种个体核心素养培育和养成的过程。显然,“一体”国家认同教育理念更具有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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