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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等教育中“女性专用轨道”的形成、固化及变迁


2020-09-04 阅读次数:

 摘要:纵观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女性充当了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过程中的主力军角色。新世纪以来,随着日本“少子化”“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女性高学历人才的培养问题成为新时代的主题,未来在解决日本劳动力不足、日本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等问题上,女性也将充当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日本,高等教育,女性

观察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四年制大学和短期大学)的变化,1963年突破15%,达15.4%,完成由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过渡;2005年突破50%大关,达51.5%,此时日本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即便抛开短期大学,仅就日本四年制大学的入学率来说,1964年一度超过15%,达到15.5%,随后几年有明显下滑趋势,但1969年再次突破15%,达到15.4%,此后基本维持上升趋势,最终于2009年突破50%大关。可见,从数量层面来说,日本已经进入不折不扣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但是,日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实现,是建立在以性别为基础的知识分配方式之上,其内部形成了一条避开男性竞争的“女性通道”,表现为女性多集中在特定大学、特定专业等现象,日本学者天野正子称之为高等教育的“女性专用轨道”。

日本高等教育中“女性专用轨道”的形成

综合日本国情的现实考虑下,日本政府确立了“男女同校”与“男女分校”并行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式。从女子高等教育角度来说,194512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女子教育刷新要纲》(以下简称《要纲》)。此《要纲》最能概括战后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方针和方式。同时,该《要纲》也明确了“男女教育机会均等,教育内容平等,以及促进男女相互尊重之风气”的女子教育的方针,并主要就中等教育内容的男女同等,及女子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两方面内容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其中,第一项措施就是“废除阻止女性入学的相关规定,建立女子大学,并在普通大学实施男女同校制”;第五项措施则提出“向女性开放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的课程”。简言之,该《要纲》在两方面为女子高等教育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保障,即“高等教育机构对女性的全面开放”及“女子大学的设立”。

在此基础上,为解决二战后以四年制大学为主体的高等教育一元化改革中,因为师资力量不足、办学水平较低等原因而无法“升格”(直接转型为四年制大学)的战前教育机构在战后的存续问题。1950年,作为完善高等教育机构的一种临时补救政策,建立了短期大学制度,并在1964年通过修改《学校教育法》,实现了短期大学教育制度的永久化。由于短期大学多建立在战前专门女子教育机构之上,且2-3年的短期学制设定被认为更适合进行偏向女性教养或职业的高等教育,加之1961年高等专门学校制度的建立,男性学生迅速流失,所以,原本男女学生比例较为平衡的短期大学建立后不久,女性学生成为日本高等教育中的主体,1960年代后期开始短期大学中的男性学生比例已不足二成。

可以说,女子大学和短期大学的创设,为战前无缘高等教育的日本女性提供了便捷的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换言之,从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伊始,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政策,还是自下而上的民众择校路径,都实际上默认了一条日本高等教育中“女性专用轨道”的存在,只不过在战后高涨的女性解放的热情情绪中而被忽视。

日本高等教育中“女性专用轨道”的固化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日本进入工业社会时代,形成以制造业为中心,以男性为主体,以长期雇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度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这种工业社会产业结构下,经济增长快速,国民个人所得增多,家庭内教育投资增加,女性就学机会增大。但同时,家庭和生产分离,并从属对立的组织原则,如生产有偿,家务无偿,生产领域要求个体竞争和流动,家庭领域则要求献身和为伴侣牺牲。而在男性中心社会中,生产领域自然而然地分配给了男性,家庭领域也自然而然地分配给了女性,“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方式就此形成。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本核家庭化、都市化、雇佣者化的不断深化,以大型企业为主要承担者,以家庭为核心的日本型福祉社会形成,加固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方式,日本社会整体处于家庭结构、婚姻状态异常稳定的阶段,女性的就学意识受到影响,高等教育中的“女性专用轨道”逐渐固化。

首先,受“男主外,女主内”社会性别分工观的影响,这一时期,针对日本女性的高等教育实则建立在一种“女性特性论”教育观基础上。日本的这种“女性特性论”教育观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只是当时女性解放思想高涨,在教育观念的分歧上形成了“与男性一样”的女性教育观和“女性特性论”教育观分庭抗礼的局面,但就现实层面来说,其实传统女性观的影响还是更强一些,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女性特性思想就已经形成定式,被社会广泛认可。如1966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关于后期中等教育的扩充整备》中指出“虽然必须确保男女教育机会均等,但教育内容上有必要照顾到女性的特性”,所以,“高中阶段,即使是普通科目也要考虑到女性未来会在家庭生活中承担的独特作用,思考活用其特性的履修方法”,“以期充实符合女性特性职业分类的专门教育。”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咨询报告《教育改革的基本措施》中写道:“不言而喻,男女作为人是平等的,但为促进人类和人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在认可各自特性差异的基础上,使各自的可能性都能够得到发挥。”

其次,女子大学及短期大学的数量大幅度增多。据日本学者中西祐子解释,这一时期日本学生在向高等教育进学时,形成了一种“性别跑道”,一般来说,依据偏差值显示的学力水平,教育机构之间形成“层结构(跑道)”,并依此发挥择校机制作用。但日本女性学生的择校显然脱离了这一以学力判断为基础的择校机制,而是直接对应以性别分工观念为基础的择校机制,即从培养女性特性的高中升入具有同样特性的大学在国家坚定的女性特性论教育方针下,这一时期女子大学、短期大学的创建异常夺目。此后,受国家高等教育计划等政策的制约,各高等教育机构的增设受到限制。1990年以后女子大学数量再次增加,1998年增至99所,创历史最高纪录。另一方面,从短期大学的增设来看,1972年日本全国共有短期大学491所,其中女子短期大学310所,女子短期大学占短期大学总数的63.1%,创战后女子短期大学在短期大学中的最高比例。1990年日本全国共有短期大学593所,其中女子短期大学339所,创战后日本女子短期大学数量最高纪录。1996年日本全国共有短期大学598所,创战后短期大学数量的最高纪录。

再次,女子大学、短期大学由于服务对象以女性为主,所以在学部学科设置方面呈现偏向女性特性的价值取向,但男女同校制高等教育机构中亦出现“男性理科,女性文科”“男性市场类学科,女性教养类学科”的二重构造。观察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四年制大学中男女学生在学科选择上的倾向,可以发现,男性学生普遍集中在社会科学类学科(法、政、商、经等)以及工学类学科(机械、通信、土木建筑等)中,两类学科的入学者总和约占所有男性学生的70%,而半数以上的女性学生则集中在人文科学类学科(文、史、哲等)以及教育科学类学科(教育学、幼教、中小学教育等)两类学科中。同时,传统印象中以男性为主的理科类学科(数、理、化等)以及以女性为主的家政类学科(家政、儿童、食物等),其性别特征依旧明显。最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国内形成了以“男子四大,女子短大”为主的升学模式。观察四年制大学的毛入学率情况,男性四年制大学的毛入学率始终遥遥领先于女性,而反观短期大学的毛入学率,女性毛入学率远远高于男性。由此可见,与四年制大学相反,在短期大学的入学率上,女性占据绝对优势。短期大学中约90%的学生为女性学生,这成为日本短期大学独特的风景。

日本高等教育中“女性专用轨道”的变迁

伴随着少子化、老龄化社会问题的不断深化,日本社会面临严重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此前一直潜藏在私领域中的庞大的女性劳动力得到释放,女性的社会价值得到认可,成为新世纪构筑日本社会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掀起“自由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改革热潮,全面放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一监管,标榜女性特性教育的短期大学,迅速失去优势地位,高等教育中女性学生的流动性增强,所谓的“女性专用轨道”开始变迁。

首先,女子大学、短期大学的数量开始大规模减少。1995年日本全国共有女子大学94所,占大学总数的16.6%2018年女子大学数量降至76所,仅占大学总数的9.7%1999年日本全国共有短期大学585所,其中女子短期大学279所,女子短期大学在短期大学总数中的占比开始不满50%。且短期大学的数量整体大幅度下降,2018年日本全国短期大学仅剩331所,其中女子短期大学93所,仅占短期大学总数的28.1%,创女子短期大学在短期大学中所占比例的历史新低。

其次,女性学生开始由短期大学向四年制大学流动。1996年女性四年制大学的毛入学率首次超过女性短期大学的毛入学率,标志着日本女性的就学意识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此后,女性四年制大学的入学率不仅持续高于短期大学的女性入学率,且差距迅速扩大。如1996年女性四年制大学的入学率达24.6%,短期大学入学率23.7%,相差0.9个百分点,2000年女性四年制大学入学率(31.5%)与短期大学入学率(17.2%)相差14.3个百分点,短短3年后,2003年二者已开始相差20个百分点以上,2008年开始相差30个百分点以上,2017年开始差距拉大到40个百分点以上,截止到2019年,日本女性四年制大学的入学率达50.7%,短期大学入学率仅有7.9%,相差42.8个百分点,创历史最高差距值,此后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拉大,“男子四大,女子短大”的就学模式一去不复返。

再者,学生在学科间的流动性增强。观察男性学生的入学状况,一直较为稳定,从1960年代开始,男性学生入学者数排名前三的是:第一,社会科学类学科;第二,工学类学科;第三,人文科学类学科。但2019年男性学生入学者中“其他学科”(含教养学、综合科学、国际关系学、人间关系学等学科)的选择超过“人文类学科”,成为男性学生学科选择排名第三的学科类型。对比历年数据,可以发现,四年制大学中社会科学类学科、工学类学科男性入学者数呈逐渐减少趋势,男性学生的人文科学类学科入学者数反而有所上升。如1996年四年制大学男性入学者社会科学类学科47.5%、工学类学科27.2%、人文科学类学科8.3%2019年四年制大学男性入学者中社会科学类学科、正学类学科、其他类学科、人文科学类学科占比分别为38.0%22.0%9.1%8.8%

而女性学生在学科选择的变化上表现的更为活跃。如1996年四年制大学女性入学者数排名前三位的学科分别是第一人文科学类学科31.6%;第二社会科学类学科28.0%;第三教育类学科9.9%2000年开始,女性学生的学科选择倾向开始发生变化。社会科学类学科取代人文科学类学科,成为女性入学者最多的学科。2000年女性入学者数排名前三位的学科分别是社会科学类学科30.8%、人文科学类学科28.4%、教育类学科8.4%2005年女性学生的入学状况再一次出现新的变化,保健类学科(医学、药学、护理学等)地位上升,开始取代教育类学科。具体学科排名为社会科学类学科28.5%、人文科学类学科26.0%、保健类学科10.7%2010年女性学生的入学状况依然有新的变化,教育类学科重新超过保健类学科,成为当年女性入学者排名第三的学科。具体情况为:社会科学类学科27.6%、人文科学类学科24.1%、教育类学科10.0%。至今,女性学生的入学状况又发生变化,保健类学科再一次取代教育类学科地位,并以绝对优势与其拉开差距。其具体排名为社会科学类学科24.8%、人文科学类学科19.7%、保健类学科16.6%,同年,教育类学科9.7%,保健类学科优势明显。综合来说,人文类学科依然受女性学生的欢迎,但主导地位被颠覆,同时,社会科学类学科和保健类学科越来越受到新时代女性学生的青睐。

综上所述,日本高等教育通过将女性置于“女性专用轨道”的方式迅速扩大,知识领域内部形成了针对女性的属性主义(性别、年龄等)通道,其结果是,知识领域的分配方式直接投射到社会领域,无论在公领域还是私领域都形成了一条“女性通道”。举例来说,如果要成为男性那样的社会精英,那女性则必须舍弃“女性”的身份,遵从“男性”的游戏规则,以男性为标准来进行自我约束。而要成为女性精英,则只需要在男性不会或很少涉足的领域发挥相应的作用即可,如同样作为研究人员,儿童教育课题、女性学相关课题等更受女性学者的关注。日本高等教育中“女性专用轨道”的变迁反映出时代的需求,有助于女性在知识领域中发展,为日本女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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