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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化阶段日本大学“学校化”的警示与“2040计划”(下)


2020-09-04 阅读次数:

 三、对策与突破:“重塑大学”的改革方针

为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需求以及多元化的生源发展需要,日本政府及高校从课程设置、学科定位、高校资质以及一流大学建设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先后导入了保障大学生基础学习能力的“一年级教育”、建设一流大学的“卓越计划”以及明确高校发展定位的“3P计划等多层次的改革计划。此外,日本文部省于2018年发布面向2040年的高等教育基础规划,以提升大学生在未知将来的生存力、打造学修者本位的教育模式作为改革方针,主张探讨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定位,提倡学修成果的可视化以及课程设置标准的反思与重构等。[22]在此基础上,文部省于20192月推出高等教育与研究改革倡议书,以此推进高校教育与研究的一体化改革。倡议书以培养前沿学术研究人员引领未来的大学生为宗旨,主张创建引领世界的一流大学群引领区域与学科发展的大学群,通过保障入学机会、支持和监管高等教育及研究机构的运营与产出,加速教育、科研与管理机制改革。[23]其中,倡议书从完善大学生学修环境、促进学生成长的可视化、提高学修成果的可迁移性等三个方面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提升高等教育办学水平,间接回应了普及化时代日本大学的“学校化”发展困境。

(一)明确高校发展定位,提高学修质量

为改善大学生学修环境,提高学修质量,文部省一方面要求进一步完善教学评价指标,全面加强教学管理,另一方面强调对高校办学标准与发展定位的重新审视。面对不断深化的大学“学校化”危机,2016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布《毕业认证与学位授予方针教育课程设置与实施方针以及招生方针的制定与施行指南》,要求各高校从入学者资质Admission Policy,简称AP)、课程设置的一贯性Curriculum Policy,简称CP)以及毕业生资质Diploma Policy,简称DP)等三方面入手,明确自身办学原则与发展定位,保证办学质量。[24]这在2018年的基础规划与2019年的改革倡议书中体现为,在校长领导下严格把控毕业资格认定与学位授予,完善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的制定与实施,明确入学者资格审查标准的三大教学质量提升方针。同时进一步强调以三大方针的贯彻施行成效作为高校教学成果的评测指标,以此完善高等教育综合评价机制。

(二)促进学修成果可视化,导入社会评价机制

文部省主张各高校公开学生学位取得情况、毕业生就业情况以及大学生学修时间、成长体验满意度以及课程体系设置,打造透明的学修发展环境。与此同时,实施全国性大学生调查,综合把握并比较各校大学生发展指标。通过对大学生学修质量的把控与检测,督促各高校正确审视自身不足、及时查漏补缺,促进高校法人责任制的贯彻实施。随着高校信息公开化,社会评价机制将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教学质量未达到社会期望的大学将受到社会的强烈批判,发展定位不明确、未尽到发展现状说明义务的高校也将曝光于公众视野,其结果甚至将影响部分高校的办学资质。社会舆论对高校建设的监控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产业界有义务将具体化的人才需求指标以及对大学学修成果的期待公之于众。届时,将在高等教育机构与产业界共同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对大学生学修成果的考核与评定,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反馈。

(三)提高学修成果可迁移性,保障人才的社会适应力

为应对未来世界的不可预知性,日本文部省从打通文理学科分化、构建多样化师资队伍等方面人手,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性人才。文部省提出构建灵活多样的教育体制,开发实施实业家教师养成计划,以实业家、青年、女性、外籍人才充实高等教育师资阵营,并大力促进在职人员以及留学生等多元化群体的入学机制灵活化,实现师资与生源结构的多元化,刺激大学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教学生态的良性循环。同时,针对政府“重理轻文”的学科偏重政策,日本学者提出“文理共生”的大学科策略,建议将理科的“目标实现型”教育与文科的“价值创造型”教育相结合,打造适应社会多方位需求的多元化人才。[25]文部省20182019年的改革方针中对这一建设性意见做出了回应。两个文件皆提到在学科建设方面主张打破学科隔阂,实现文理共生,推进大学生发展需求与社会需求、时代发展的有机结合。文部省主张在大学各学科全面普及数理、数据科学教育,将人工智能科学有计划地渗入各个专业领域,建立超越学科壁垒的科学思维培养机制,以此促进大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此外,促进高等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的有机衔接、打通各高校之间交流合作、鼓励高校特色化建设、督促大学职能合理分流等改革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为日本大学的“去学校化”提供了政策保障。

四、反思与启示:现实需求与未来展望

研究梳理日本大学“学校化”问题的内涵特征与历史脉络,探讨日本高等教育普及化过程中面临的发展危机与价值迷失,将为我国高等教育反思发展现状、探索未来路径提供参考依据。结果显示,随着日本大学入学率的提升,高等教育职能重心经历了由“研究”到“教育”,由“教育”到“培训”的转化过程,“大学”与“学校”的二元分化体系不断面临崩塌。普及化阶段日本大学的“学校化”既是当代社会情境在大学的映射,也是其历史文化传统的产物,同时也受到政策倾向的影响。对于同样面临高等教育本土化与普及化双重挑战的我国而言,日本大学“学校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作为传统价值理念与现实发展需求之间矛盾冲突的具象化呈现,普及化阶段日本大学“学校化”问题的凸显既具有其“先天不足、后天乏力”的本土特色,也兼具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特征。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大学同样存在“中小学化”与“职业学校化”问题,且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临近以及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呈现显性化趋势。回顾我国大学发展史,从效法欧洲到学习美国,从照搬苏联到如今向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回归,其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摸索与试错,也曾被贴上“后高中教育”的标签。如何在普及化与市场化的冲击下平衡高等教育传统价值理念与本国现实发展需求的关系,实现基于本国国情的自我完善与时代转型,是中日高等教育的共同课题。其中,日本“2040计划积极导入社会评价机制、明确高校发展定位、保障人才社会适应力的政策方针,已然展现出日本政府彻底打破大学象牙塔的决心。在此基础上,日本以引领世界引领区域与学科发展这一兼顾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指标,促进传统的高等教育分层结构向层类交错结构转型。相对于经济衰退与少子化压力下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力度,在人口红利、文凭主义与政府扶持下的我国高等教育显然还没有做好迎接普及化的准备。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意味着人才培养重心由精英教育向全民终身教育的转移。但无论处于哪个阶段,高等教育“培养人”的本体价值与“求真求是”精神却不容质疑。随着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工业化时代的大部分职业终将被机器取代,留给人的只剩下灵感、顿悟、情感、大局观以及责任心。届时,大学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普及化时代日本高等教育的“学校化”危机及其面对高等教育普及化、生产模式智能化所做出的改革方针或许能为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改革与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注释:

①自2012年起,日本官方文件强调大学生身份定位为学修者而非学习者,以强调大学教育重点由知识学习到学问修养的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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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文部科学省.2040年に向けた高等教育のグランドデザイン」(平成301126日中央教育審議会答申)[EB/OL].2018-12-20[2019-11-04].Http//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O/toushin/1411360.Htm.

[23]文部科学省.「高等教育·研究改革イニシアティブ」(平成301126日中央教育審議会答申)[EB/OL].2019-01-31[2019-11-04].Http//www.mext.go.jp/a_menu/other/1413322.Htm.

[24]文部科学省.「卒業認定·学位授与の方針」(ディプロマ·ポリシ一),「教育課程編成·実施の方針」(カリキュラム·ポリシ一)及び「入学者受入れの方針」(アドミッション·ポリシー)の策定及び運用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平成28331日大学教育部会)[EB/OL].2016-03-31[2019-11-04].Http//www.mext.go.jp/a_menu/other/1413322. Htm.

[25]吉見俊哉.「文系学部廃止」の衛擊[M].柬京:集英社,20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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