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研究所
 部门介绍 | 进入首页 | 高教信息 | 发展战略 | 创新论坛 | 法规制度 | 公告通知 

您现在的位置:    延边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新闻   经验交流   正文
热门排行

基金会资助: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推动力


2021-01-02 阅读次数:

 摘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历程中,现代慈善基金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历史发展角度探查基金会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对当下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金会代表社会资源支持研究型大学的高级组织形式,资金由当时商业上极为成功的人士提供,这些成功人士以私人财富促进公共福利的举动前所未有,其科学慈善理念影响至今。基金会对研究型大学采取改革性、倾向性的资助策略,基于自身的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资助重点研究型大学;采取优胜劣汰的商业竞争策略对不同大学和大学内部的不同学科展开有侧重点的资助。在基金会的外力推拉作用下,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以学科进步、知识增进为主要特征,通过与基金会等社会资源的互动强力崛起。

关键词:慈善基金会,美国研究型大学,社会资源支持,科学慈善,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慈善事业

美国研究型大学闻名于世,现代慈善基金会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支持,成为研究型大学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1876年,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诞生,其后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等先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美国在创建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办学经费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基金会系统性、目的性的资助,成为其崛起的催化剂。美国研究型大学是“慈善和捐赠的产物”[1],著名教育史学家盖格(Roger L. Geiger)认为:20世纪20—30年代,基金会的资助是研究型大学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2],由此可见基金会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历程中的重要作用。我国研究型大学在探索办学经费来源多样化的进程中,理应批判吸收、借鉴美国基金会支持研究型大学的经验。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关注基金会资助美国高等教育,开展了多项研究。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资助出版的《教育与主要慈善基金会报告》选取包括洛克菲勒(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内基(Carnegie Foundation of New York)、拉塞尔赛奇(Russell Sage Foundation)等九大基金会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资助项目及影响进行论述[3];巴拉哈(Michael Ballagh)就基金会资助美国高等教育的突出特征即“变革”进行详尽的讨论[4];约翰(Klein W. John)以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运动为背景,探讨当时对美国社会各方面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洛克菲勒慈善事业[5]。资中筠将美国基金会发展与国家、社会变迁相联系,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进行刻画,生动而深刻地呈现了基金会的整体发展历程[6]Ⅵ;马秋莎侧重对20世纪初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历史进行考察[7]。综合而言,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关键时期,但是,对基金会资助研究型大学的关注并不充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查美国研究型大学经费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基金会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基金会等社会资源的支持下,在一批知名教育家的带领下,以增进知识[8]为主要特征,拥有与欧洲大学比肩的科学研究实力和研究生教育规模。在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以基金会的私人财富来担当社会公共福利责任的事件少之又少。基于其先天的竞争、改革理念,基金会资助研究型大学的目的是利用自身财政影响力重塑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事实上,基金会的资助大部分流向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并没有整体性地资助美国高等教育。这种资助的结果是,无论是教学资源还是科研资源均开始集聚于优秀的研究型大学,使得这些大学拥有超群的实力。基金会的资助并不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唯一因素,却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最为特殊、最为耀眼的一项资助事件,它所施加的外部力量促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一、私人财富的公共目的

伴随美国内战后西进运动、城镇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长,为基金会资助研究型大学奠定各项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愈来愈强烈,同时企业的逐利本性决定其改进生产工艺的渴求,而高等教育机构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并具有应用性研究的巨大潜力[9]19世纪下半叶是美国大学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伴随当时美国社会的发展而变革[10],当时社会发展迅猛的行业诸如工程、农业、法律、医学、商业等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社会各界理所当然要求大学作为人才蓄水池提供相应的教育服务[11]。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开始迅速增长,这也为美国高等教育扩张奠定了人力基础。据统计,美国的总人口从1850年的2300万增长至1900年的7600万,城镇数量也从1850年的392座增长到1900年的1737[12]。在基金会等社会资源的经费支持和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倡导下,美国大学的现代化转型和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成为一种必然。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引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慈善的代表人物是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和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开启得较早,由于其虔诚的宗教信仰,他本人笃信财富是上帝仁慈的给予,应当运用财富造福世人。[13]卡内基的《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一书被誉为富人处理剩余财富的圣经,此书及其后续的一些文章系统地论述了如何在上帝的旨意下科学地处理剩余财富。本质上,卡内基以宗教信仰为外衣,阐述的是科学慈善思想,即由“授之以鱼”转为“授之以渔”。他说[14]

财富赋予拥有人的责任是为他人树立榜样,谦虚、低调的生活,避免铺张浪费。把所有剩余的收入都看作是信托基金,进行管理,并严格按照职责分配。

由此可见,现代科学慈善思想已经蓄势待发,新兴资产阶级需要在社会各个方面提升自身的话语权,以上帝的名义,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项福利事业进行资助,符合本阶级、高等教育、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

从接受基金会的资助开始,美国大学开始光明正大地走出象牙塔,在融合德国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研究型大学和英国学院制大学两者优点的基础上,形成走向社会、与社会互动的美国研究型大学。这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即办学经费绝大部分掌握在基金会等社会资源手中。在二战之前,美国政府并没有系统开展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工作,“教育被认为是个人的事情,与国家和社会无关”[15]。今日看来,建国之初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模糊态度和放任发展,促成美国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主动走向社会,通过大学与社会互动不断汲取社会资源的局面。

二、基金会资助研究型大学:优胜劣汰法则

慈善基金会的重点资助领域之一是高等教育,认为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通过教育提升社会的福利水平。有学者认为[6]348

大基金会重视扶助教育,相信优胜劣汰,又相信人可以通过教育提高素质,变劣为优;相信机会平等、自由竞争,同时认为最重要的平等是教育机会平等。

与之相对应的是基金会创建者的特殊身份背景,他们是各自商业领域的精英,擅长通过商业战争打倒竞争对手,从而确保自身的发展和强大。这种先天性的竞争基因同样注入他们所创办的基金会中,必然要求对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筛选,甚至企图重塑美国的高等教育格局。

洛克菲勒基金会“使高峰更高”[16]9的资助原则、卡内基基金会的退休金获取标准[17]均由此出发,其资助原则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极为深远。洛克菲勒基金会使高峰更高[16]79的资助原则,首先由20世纪20年代洛克菲勒慈善事业中的普通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负责人罗斯(Wickliffe Rose)提出,其后,劳拉·斯皮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以下简称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等均将资助重点集中于研究型大学,基金会力图通过资助建成数所具有世界声誉的研究型大学。卡内基基金会所设置的退休金获取标准,主要根据美国的优秀大学办学实力设定,实力羸弱的高校则无法满足这些标准,客观上造就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分级。

(一)基金会资助研究型大学的全新模式

资助理念的变革:现代商业战争的基因“植入”到基金会中,有选择地资助重点大学。基金会从一开始就不是宽泛资助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而是选取具有潜力或者已经具备相当实力的大学开展资助。理所当然的,研究型大学因其卓越的研究实力和较强的人才培养能力,成为基金会的首选资助对象。

运作模式的变革: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创办者采用公司形式运作,其主要职能是处理富人的剩余财富,将私人资产用于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公共目的。[18]基金会内部设置项目负责人,立足于前期调查研究,提交董事会具体的资助项目,进而全方位监控资助过程,并对资助效果进行评价,以便于下一轮资助的开展。

给予机制的变革:通过前期的调查研究,将资助建立在理性的捐赠基础之上。[19]例如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的负责人如姆尔(Beardley Ruml),对全美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就遵循《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调查结果进行资助。[20]在具体的资助过程中,秉持金钱本身就是提升效率的最好工具[21]147的理念展开资助。洛克菲勒和卡内基聘请专业人士、科学资助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引领世界慈善事业的发展。

(二)基金会改革性、倾向性的资助策略

洛克菲勒普通教育委员会的初期资助试水即展现出基金会的改革性倾向。1902年,老洛克菲勒成立普通教育委员会用以处理自己的剩余财富,初期注资100万美元。老洛克菲勒在商业上的成功也令他希望在慈善领域有所作为,不只是简单的资助行动,而是希望通过资助在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一抹身影。他曾说:如果做生意的形式能有效地杜绝浪费和获得更好的结果,为什么在慈善工作中不加以应用呢?[21]165这就清晰地表明,有效率、有目的性的开展慈善资助成为新一代慈善家的价值取向,这种理性的慈善态度对美国高等教育而言,预示着全新的变革。19056月,老洛克菲勒向普通教育委员会增加1000万美元的注资。如此巨额的资金震惊普通教育委员会的所有人,洛克菲勒希望委员会对大学的资助可以促进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内涵式发展[22]218。由此可见,以洛克菲勒为代表的大企业家不仅开始承担起社会责任,而且扩展了自身的责任范畴,普通教育委员会从最初支持南方各州中等教育发展的小圈子,开始关注全美的高等教育问题。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基金会等社会资源的强力支持下,开启一段全新的上升历程。

为更好地资助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委员会首先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状况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发现,美国的高等教育虽然有所发展,但其培养质量、国际声誉等无法与英国、德国等欧洲大学相比。为尽快实现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之梦,带着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普通教育委员会决定运用其经费优势对美国的高等教育进行优胜劣汰式变革。

当时的调查报告认为,重复建设和办学质量低下是美国高等教育羸弱的主要原因,故需要通过资助经费的差异淘汰一批高校。以俄亥俄州为例,俄亥俄州的人口接近477万,但是却有40多所自称学院或大学的教育机构,其高校数量几乎是德国的两倍,而德国拥有将近6500万人口[22]218,可见,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但存在重复建设和低质量问题。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资助的手段,强化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同时淘汰一批水平低下的大学,提升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水准和教育质量,重塑美国的高等教育格局成为基金会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学院或大学施加压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办学方针,在办学经费资助上有所侧重来实现优胜劣汰的目的。”[22]219在普通教育委员会看来,那些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具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最适宜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委员会甚至为此准备美国的区域经济地图,对想要资助的目标学校进行衡量评价。与此同时,委员会还要求受到资助的高校必须建立自身的生血系统,即想要获得委员会的资助,受助学校的社会公共募款金额应达到委员会资助金额的2—4倍。[22]219在整个20世纪的上半叶,诸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等顶尖研究型大学获得了大部分资助基金,真正贯彻了“使高峰更高”的资助原则。[23]

卡内基几乎和洛克菲勒同时开启慈善事业,也将高等教育作为资助的重点领域之一,并且其变革性资助理念与洛克菲勒如出一辙。1902年,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校长普利切特(Henry S. Pritchett)向卡内基提交一份关于资助学校退休教师的申请书。卡内基对此非常感兴趣,早在1890年,当时兼任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董事会董事的卡内基就发现退休教师的工资非常低,有些甚至已经到了生活窘迫的地步,卡内基萌生出建立一个覆盖全美高等教育系统的大学退休教师养老金制度。[24]19034月,卡内基邀请全美25所顶尖大学的校长担任新成立的卡内基教学促进委员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委员,并向该委员会注资1000万美元。他宣布只要达到委员会制定的标准,大学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教师退休金捐赠,当初最早向卡内基寻求捐赠的普利切特成为教学促进委员会的首任主席。[25]为此,委员会设置关于取得教学促进委员会养老金的最低标准,例如,一所学校至少应配备8名全职教师,学校的运行基金不低于50万美元等——这对当时的高等教育机构而言是很高的门槛。通过金钱的激励手段,全美各高校开启自清自查运动,为得到退休金资助,必然提升学校的各项办学标准——这也为后续卡内基基金会出具权威的高等教育分类标准提供了依据。[26]136-141

三、资助集聚研究型大学:效应与评价

现代慈善基金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资助,对美国高等教育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商业战场的策略深刻影响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人的慈善行为,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应该变革,需要培育出具有世界水准的一流研究型大学。

基金会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资助,将主体资助经费集中于少数顶尖大学,研究型大学所获得的资助占基金会捐赠高等教育总金额的89%左右。由表1可见,几大主要的基金会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资助,在20世纪上半叶极为活跃,其中以洛克菲勒旗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教育委员会(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普通教育委员会、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等最为醒目。从1915年到1940年,基金会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资助总金额超过2.42亿美元,金额之大令人叹服。以哈佛大学为例,该校的办学经费绝大部分来源于社会捐赠。由表2可见,依据校长洛厄尔(Abbott L. Lowell)的学校《年度报告》,哈佛大学在1921—1922年度,共获得社会捐赠资金3612471.55美元(大额捐赠总额为2917863.74美元),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支持哈佛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捐赠1160078.34美元。加上普通教育委员会为支持教育学院和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所捐赠的276250美元,两者相加共计1436328.34美元,占哈佛大学年度捐赠收入总额的39.76%,足见当时基金会捐赠对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性。[27]尽管哈佛大学拥有诸多的私人捐赠,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下属的普通教育委员会对哈佛的捐赠及相应的后续支持,使得学校的一些特定专业和学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普通教育委员会:设置受助标准助力重点大学科研

洛克菲勒的普通教育委员会早期为资助美国南部各州的黑人教育而生,后续在其负责人罗斯的带领下,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各项事业展开资助。1919年普通教育委员会再次获得5000万美元的新注资用以提升大学的科研水平。在具体的捐赠过程中,大约有173所高等教育机构获得资助,但是,其筛选标准却极为严格,例如,前文提及的受资助大学的公共募款总额需达到委员会资助金额的2—4倍,才能获得委员会的资助。这种要求虽然从内部提升大学的造血功能,但是,如此严苛的标准,很显然是为实力强劲的研究型大学所准备。[28]140-149那些知名度较小、办学声誉较差的学校无法成功从社会上募集到资金,更无法得到委员会的资助。通过这种方式,美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分层,顶尖研究型大学所获得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其教育和科研能力也越来越强,由此出现了马太效应

普通教育委员会对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事业尤为重视,力促研究型大学的某些学科建成世界一流学科。例如,19251932年,加州理工学院(Califom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获得330万美元的资助用于物理学、化学、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等均获得资助,这些资助对当时立志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美国研究型大学而言弥足珍贵。[28]230其中,最为成功的是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在著名学者比斯特(James Beasted)的带领下,东方研究所从普通教育委员会那里获得超过11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使得该所对中东、埃及和非洲东北部地区的研究成为世界的学术中心,产出大量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29]238由此,美国研究型大学的部分学科逐步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拥有话语权。

(二)卡内基基金会:让渡财富处理权与全面性资助

1911年,卡内基纽约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正式成立,卡内基注资2500万美元,标志着社会资源支持大学的高级别组织形态得以正式确认。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知识发展与人类相互理解[30]166,后期,卡内基又向基金会注资1亿美元,这在当时除洛克菲勒外,无人可以望其项背。卡内基本人在基金会成立的时候说过:世界上的事情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没有任何人可以永远左右一个机构,我们应该交由那些后来的优秀者们进行决策。[30]167事实上,卡内基的这番话暗示其私有财富处理权力的让渡,这种让渡是为了更加理性地运用自己的财富造福社会,将基金会的经营权转移给专业人士。

自此以后,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越来越活跃,对高等教育的资助也越来越多,无论是前期教学促进委员会的全面资助,还是后续针对不同学校的支持,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例如,卡内基基金会1922年资助斯坦福大学食品研究所150万美元用于食品的生产、分销、消费等研究,摸清了全美的粮食生产和食品加工等战略性产业信息。[31]38卡内基基金会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资助也取得重大突破,例如,20世纪20年代资助加州理工学院的米力肯(Robert A. Millikan)进行原子结构和宇宙射线的研究,为物理学的发展扫清多重障碍[31]55;以及资助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教育等,使得该校的工程教育至今傲视全球[31]23。在学生培养方面,卡内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的普通教育委员会以及罗森瓦尔德基金(Rosenwald Fund)合作,分别出资27.5万美元、67.5万美元和36.4万美元用于资助人才培养,确保优秀的美国学生可以获得优质的教育和研究资源。[26]153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同样令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取得长足发展。

(三)洛克菲勒基金会:基于前期调查的专业化资助

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成立,在经历普通教育委员会的早期资助试水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将其资助宗旨定义为:促进全世界的人类福祉[32]。在其后续的资助中,以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为代表的35所研究型大学获得绝大部分资助,为美国大学的科研事业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例如,加州理工学院的摩根(Thomas H. Morgan)和鲍林(Linus Pauling)获得160万美元的资助,用于核能回旋加速器的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捐赠100万美元建设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加州威尔逊山天文台(Mount Wilson Observatory)。其资助影响极为深远,例如加州理工学院的核能回旋加速器对二战中原子弹的研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洛克菲勒对高等教育的资助,除带有改革性目的外,其自身的价值倾向也充分显现。例如,洛克菲勒慈善事业中最为成功的医学教育资助。洛克菲勒等人认为,要解决人类社会的弊病,首先应当强健人的体魄,需发展医学事业。1910年,有关医学教育改革的《弗莱克斯纳报告》引起广泛关注。报告认为,全美155所开展医学教育的大学中,至少31所应予以取缔,剩余的120多所也应该进一步优中选优地展开资助,以便于重点发展。[33]这份报告一经公开即引起轩然大波,同样,这种优胜劣汰的高等教育改革理念与基金会的资助理念相契合。早在1901年洛克菲勒在纽约建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表明其本人对现代医学的浓厚兴趣。代表洛克菲勒与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进行会谈的是基金会负责人盖茨(Frederick T. Gates),经过会谈,一份宏大的具有变革意义的医学教育改革蓝图已然绘就。[34]

1913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被洛克菲勒基金会选为医学教育示范院校,该校的威尔驰(William H. Welch)是全美著名的医学专家,他领衔的医学研究小组获得委员会150万美元的初期资助,旨在改革美国医学教育。首先,基金会要求威尔驰团队的所有医生暂时性离开诊疗岗位,全身心投入到医学教育和研究工作上,避免由于出诊看病而耽误教育和研究;其次,对全职从事医学研究的人员实行高薪养医政策,使他们的个人和家庭没有后顾之忧。这种通过提升专业人才待遇使其全身心投入研究和教育的方式取得良好的效果,很快哈佛大学等一批学校开始模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教育模式,直至在全美推广开来。[29]93-1041919年至1921年短短三年时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医学教育和研究的拨款达到4500万美元,到1929年,对医学的投入累计高达7800万美元。[26]127这种大金额的投入,已经将美国的医学院校数量缩减至合理水平,且其医学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四)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专注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

191512月,老洛克菲勒的妻子劳拉·斯皮尔曼·洛克菲勒(Laura S. Rockefeller)去世,191810月,老洛克菲勒为纪念亡妻,针对亡妻生前对妇女权益、社会科学、儿童保护等问题的关注,成立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注资7400万美元。[35]1922年,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的新任主席如姆尔上任,他与助手弗兰克(Laurence Frank)对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进行系统调查,认为基金会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应主要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

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在如姆尔的带领下,专注于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展开资助,着力打造一批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例如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如姆尔在1922年至1928年间,共计拨出大约4500万美元的资助基金,其中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拨款超过3900万美元。[36]这一金额在当时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中,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借助大量的经费支持实现长足的发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例如,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以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开展交叉学科研究,致力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声名鹊起。[37]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的资助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社会科学的研究面貌,提升了其研究水准,形成诸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哈佛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耶鲁大学的人类学研究等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的资助促使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一大批研究型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迈入世界一流。[29]152-164

四、结语与启示

以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为代表的基金会资助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历程中发挥了历史性的关键作用。由于社会资源的组织形式发生根本性改变,基金会改革性、倾向性的资助策略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塑造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霍利斯(Ernest V. Hollis)所评价的那样:基金会可能是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上对其发展影响最大的机构,在形塑大学发展的理念、路径等方面几乎决定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26]197据统计,截至1940年,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两大基金会及其附属机构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捐赠累计达到2.7亿美元(其中针对研究型大学的捐赠超过2.42亿美元),在当时这一数额是极其巨大的,一定程度上决定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方向。

基金会的捐赠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其资助大学的全新模式、改革性的资助策略等使美国研究型大学取得长足的发展。美国基金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资助为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与教学提供了较好的物质保障[38],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发展的市场竞争特性较为明显[39]。现代慈善基金会在力促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历程中,其资助理念、策略、行为等与以往教育捐赠截然不同。根本上,基金会的财富为私人所有,但是,基于其改革社会、增进人类福祉的出发点,逐步承担起提升社会公共福利的责任。基金会在对研究型大学的资助过程中,推行科学慈善理念和优胜劣汰的资助法则,将主要的经费资源集中于少数几所研究型大学,帮助其崛起为世界一流大学。

美国研究型大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与基金会的互动可为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提供些许启发。其一,中国大学需充分理解外部捐赠机构的价值倾向。美国基金会改革性、倾向性的资助策略深刻影响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近年来我国大学所获大额捐赠屡见不鲜,但是,社会捐赠资金进入大学后的使用及管理问题一直处于较为模糊的状态,往往以“支持学校建设”等话语一带而过,大学接受捐赠资金后与捐赠者的有效互动并提供符合其价值理念的捐赠结果,有利于大学进一步吸纳社会捐赠。其二,具备竞争优势或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学科往往为社会捐赠者所青睐。美国研究型大学优势学科的发展得到基金会等社会资源的强力支持,中国大学汲取社会资源应展现良好的学科发展面貌,将现实应用价值作为吸引社会捐赠的着力点。其三,大学与外部捐赠机构的深度合作或可成为吸纳捐赠的良好途径。美国大学提供的专业性调查及与基金会展开的各项合作研究,成为其获取资助的重要途径。中国大学若能与基金会等捐赠机构在广度和深度上加强合作,将更有利于获取各项捐赠。美国基金会对研究型大学的支持,是大学与社会充分互动后的结果。中国大学在争取基金会等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应充分理解科学慈善理念,以竞争性态度积极争取基金会等社会资源的支持。

参考文献:

[1]王一涛,徐旭卿,鞠光宇.美国两类私立高校的发展路径探析[J].教育研究,20188):141.

[2]GeigerR.L. To Advance Knowledgethe Growth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1900-1940[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171.

[3]HavighurstR. J.A Report of Education and Major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R].ChicagoSpencer Foundation19764.

[4]BallaghM. Igniting ChangeFoundation Grant-making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School of Educational Studies2010X.

[5]JohnK.W. The Role and Impact of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D].Doctoral Dissertation. Fordham University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1980Ⅷ.

[6]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5.

[7]马秋莎.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1.

[8]盖格,R.L.增进知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1900-1940[M].王海芳,魏书亮,译.周钧,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252.

[9]LeslieB.W. Gentleman and the ScholarsCollege and Community in the “Age of the University”[M].Philadelph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22.

[10]VeyseyL.R.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439.

[11]CashS.G. PrivateVoluntary Support of Public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1785-1958[D].Doctoral Dissertation.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Educational Centers& Institutes198554.

[12]Bureau of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M].WashingtonD.C.U.S. Bureau of Census19758.

[13]柯利尔,P.,霍洛维茨,D.洛克菲勒王朝[M].劳景素,译.钱维藩,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14.

[14]CarnegieA. The Gospel of Wealth and Other Timely Essays[M]. 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196225.

[15]ThelinJ.R.& TrollingerR.W. Philanthropy 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96.

[16]HessF.M.& HenigJ.R. The New Education PhilanthropyPoliticsPolicyand Reform[M].CambridgeHarvard Education Press2015.

[17]LagemannE.C. Private Power for the Public GoodA History of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M].Middletow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3165.

[18]AndrewsF.M.A Study of Company-Sponsored Foundations[M].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60X.

[19]Tompkins-StangeM.E. Policy PatronsPhilanthropyEducation Reformand the Politics of Influence[M].CambridgeHarvard Education Press201695.

[20]FrankL. The Status of Social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R].New York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192312.

[21]RockefellerJ.D. Random Reminiscences of Men and EventsAutobiography by John D. Rockefeller[M].New YorkSleepy Hollow Press and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1909.

[22]General Education Board. The General Education BoardAn Account of its Activities1902-1914With 32 Full Page Illustrations and 31 Maps[R].New YorkGeneral Education Board1915.

[23]BrubacherJ.D.& RudyW.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ies[M].New Yor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58360.

[24]CarnegieA. Autobiography of Andrew Carnegie[M].Boston &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20268.

[25]SavageH.J. Fruit of an ImpulseForty-five Years of the Carnegie Foundation1905-1950[M]. New YorkHarcourt Brace19533.

[26]HollisE.V.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and Higher Education[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8.

[27]LowellL.A.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Treasurer of Harvard College1921-1922[R]. CambridgeHarvard Archive Center192232.

[28]FosdickR.B. Adventures in GivingThe Story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BoardA Foundation Established by John D. Rockefeller[M].New YorkHarper & Row1952.

[29]FosdickR.B. 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M].New YorkRoutledge1952.

[30]LesterR.M. Forty Years of Carnegie GivingA Summary of the Benefactions of Andrew Carnegie and of the Work of the Philanthropic Trusts Which He Created[M].New YorkC. Scribner’s Sons1941.

[31]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Report of the Acting President for the Year Ended September[R].New York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1922.

[32]BacchettiR. & EhrlichT. Reconnecting Education and Foundations[M].StanfordJohn Wiley & SonInc. 200772.

[33]FlexnerA.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Bulletin[R].New York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1910132.

[34]The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Letters from Simon Flexner to John D. Rockefeller Jr[Z]. New York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1921.

[35]The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EB/OL]. The Online Collections and Catalog of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 Archives1918—1930.s. d.[2019-10-01].http//rockarch.org/collections/rockorgs/lsrm.php.

[36]The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LSRM’s Accomplishments[EB/OL].The Online Collections and Catalog of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 Archives1918-1930.s. d.[2019-10-03].http//dimes.rockarch.org/xtf/viewdocId=ead/FA318/FA318.xmlquery=laura%20spelmanchunk.id=headerlinkbrand=default.

[37]孙贵平,邹源椋.社会资源支持下的美国一流学科建设——以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对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为例[J].高教探索,20184):36.

[38]胡钦晓.美国私人基金会支持大学科研的发展特点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125):35.

[39]袁利平.美国高等教育外部治理结构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173):27.

作者简介:孙贵平(1984—),男,山东青岛人,教育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从事美国教育史、比较教育研究;重庆,400031。商丽浩(1965—),女,浙江杭州人,教育学博士,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外教育史研究;杭州,310058Emailsunguipingjohn@zju.edu.cn

部门介绍 | 高教信息 | 创新论坛 | 高教法规 | 发展战略 | 规章制度

延边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版权所有 电子邮件:ydgjs@ybu.edu.cn
联系电话:0433-2732205 传真:0433-2733451
地址:吉林省 延吉市 公园路977号 邮政编码:13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