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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的“德国模式”研究


2021-01-02 阅读次数:

 摘要:长期以来,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分属两套截然不同的体系,处于严格分离的状态,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教育阶层和社会阶层的复制。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通成为推动教育公平的根本举措。随着工业4.0和数字经济的发展,随着系列政策的出台,企业和高校等重要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发生变化,德国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迎来崭新局面。通过第三条道路的开拓,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初步实现贯通。第三条道路提供了民众向上流动的可能,实现了制度上的公平。通过双元制高等教育等办学模式的打造,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逐步走向融合。融合形式考虑了教育选择的影响机制,打造了实质性的公平。

关键词:德国,教育公平,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双元制高等教育

德国推行小学后即分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轨并行的教育体系。教育体制的双轨特征与社会分层相互依存,互为表里,成为实现教育公平的严重阻碍因素。作为教育体系“分流最为典型”的国家[1],德国在追求教育公平的道路上形成了独特的模式。如何解读德国教育公平问题?推动教育公平的改革契机是什么?现实路径有哪些?这些路径成效如何?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梳理,并以此明确在推动教育公平方面,德国模式所呈现的特征。

一、德国教育公平问题概述

(一)德国教育公平问题的历史根源: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分裂

首先,德国教育体系具有双轨并行的特征。纵观历史,从19世纪初普鲁士教育改革开始到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再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并存时代到两德统一,这一教育体系历经多次截然不同的政权交替,一直延续至今。[2]著名教育社会学教授贝特格(BaethgeM.)用教育分裂Bildungsschisma)这一术语来概括传统德国教育体系特征。[3]“Schisma”(分裂)原指宗教领域不同派别在信仰上的不可调和。将之引入到教育领域,形象地说明了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双轨并行且严格分离的历史传统。

德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类型特征鲜明,边界十分清晰。无论培养目标和课程开发基准,还是管理机构和资金来源,亦或教学组织过程和教学人员身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都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性质。正是这些截然不同的性质造成了德国教育体系的分裂,如下页表1所示。

其次,德国教育体系的双轨特征是造成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源。德国及早分流的教育体系表面上赋予个体自主选择权力,本质上却是一种淘汰性机制。这导致高等教育资源被社会中上阶层所垄断,普通家庭的孩子往往接受职业教育。“说出你父母是谁,我就能说出你会不会读大学”[5]。在德国,父母双方或有一方接受过高等教育,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达74%;而父母无高等教育背景的普通家庭,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仅占21%[6]由此,德国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教育阶层的复制。

由于德国社会阶层与教育阶层紧密相关,德国教育体系的双轨特征同时也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复制。在德国,学术职业明显拥有更高职业声望,在社会分层中占有绝对优势。[7]就薪资报酬而言,持有高等教育毕业证书者终身收入平均达到230万欧元,比持有职业教育资格证书者多出100万欧元。[8]学位文凭不仅意味着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也意味着经济资本的回馈,德国社会不平等结构以此代代相传。可以说,德国教育体系的双轨特征带有明显阶层烙印,它是精英阶层维护优势地位的手段,是造成德国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源。

(二)德国教育公平的现实诉求: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通

德国教育公平的现实诉求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分裂的批判。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左派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批判教育学派登上历史舞台,整个社会对教育公平的呼声达到高潮,对双轨教育体系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批判。高校奉洪堡教育思想为圭皋,认为高等教育应当摒弃实用性目的,通过教养Bildung)培养更高层次的人。对此,批判教育学派进行了严厉抨击和质疑,认为教养日渐成了有产阶层和统治阶级的特权,导致教养阶层与有产阶层日益结合,从而把无产者排斥在外[9]批判教育学要使“学习者在更加自由、更加公正和更加公平的社会中达到主体的解放[10]

其次是对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融通的诉求。给予每个学生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为德国教育体系历次改革的重点。例如,联邦德国1969年始,政府将教育体系整合视为核心任务,并提出通过教育实现阶层上升(Aufstieg durch Bildung的口号。[11]1975年联邦与各州委员会(BLK)提出倡议,职业教育应当延伸至第三级领域,建设职业导向的高校类型。[12]另外,两大重要概念贯通Durchlässigkeit)和融合Verzahnung)的提出与区分,明确了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融通的不同途径。贯通基于教育体系不变的前提,致力于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架设通道。而融合旨在有机结合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致力于办学模式的创新。德国教育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如果将最终目标定位于两者的贯通,那么职业教育只是通往高等教育的一条通道而已。只有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才能真正体现职业教育的内在价值。[13]

二、德国推动教育公平的改革新契机

德国教育体系深植于社会文化土壤,其稳固程度表现出令人惊叹的一面。不过,进入21世纪后,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环境的变化为教育体系改革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德国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迎来崭新局面。

(一)经济的发展

首先,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筛选机制发生变化。按照社会学视域下的现代化理论,工业化必然带来绩效原则和公平流动机会。1973年贝尔(BellD.)提出,在后工业社会这一判断仍然成立。[14]按照这一逻辑,在工业4.0和数字经济的推动下,新的筛选机制会越来越注重绩效原则,根据个人资质和能力等自致因素分配教育和就业机会。因此,原劣势阶层的有为子弟将拥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就是说,工业4.0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必将推动德国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开放,这一宏观环境的变化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通奠定了社会基础。

其次,经济的发展引起高等教育人才数量需求发生变化。随着工业4.0”的提出,生产和服务过程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工作变得更加富有挑战。研究表明,与2014年相比,2030年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将增加28.2%[15]新增高等教育人才必须同时具备突出的实践操作能力,主要目标就业岗位为中级管理岗位。这与传统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才的目标就业岗位产生重叠,在客观上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通创造了条件。

再次,经济的发展引起人才资质需求发生变化。为了驾驭智能技术、优化工作过程以及实现高效人机互动,劳动者既需要具备实践操作能力,又需要具备系统理论知识。因此,在传统的职业学术这两种资质类型之外,产生了对混合型职业学术资质(beruflich-akademisch)人才的旺盛需求。职业学术资质是工业4.0时代最受欢迎的资质类型。[16]职业学术人才资质的混合特征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通提出了要求。

(二)政策的推动

在德国,首先是进行学位制度改革。按照德国传统观点,没有充足时间无法彻底掌握某一领域的学问,因此高等教育学习年限较长,大学毕业即颁发硕士文凭(Diplom/Magister)。这一学士和硕士融为一体的学位制度具有浓郁的德国特色。在欧盟一体化背景下,为了提升学位文凭在国际上的透明度和可比性,德国于1998年修改《高等教育法》,并引入学士和硕士二级学制。二级学制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17]尤其是本科阶段带有浓厚的应用导向特征,在与职业教育的衔接方面表现出先天性的优势。

其次是推动高校差异化发展。德国高校奉行均质化发展的模式,就同种类型大学而言,办学质量水平相当。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了打造一流大学,促进科技研究和学术创新,德国于2005年开始推出卓越计划。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德国高校渐趋分化,在一流大学追逐各种学术声望的同时,一些普通大学越来越注重实践运用。有学者指出,新形势下德国高校有了新的分类标准,即科学研究导向职业行动导向两种类型。[18]职业行动导向类型的高校与职业教育具有某种天然纽带,这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通提供了重要前提。

再次是开发《德国资格框架》。《德国资格框架》于2013年正式推出。它将层级描述统一在行动能力Handlungskompetenz)这个核心概念之下,自始至终贯彻I模型。与奥地利等国不同,德国舍弃了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分轨的Y模型[19]以此,《德国资格框架》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这一原则:关键在于会什么,而不是在哪里学的,目的在于打通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之间的通道。[20]《德国资格框架》为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通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推动,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通开始向纵深推进,并形成贯通融合两大路径。

三、实现制度公平: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贯通

(一)第三条道路的开拓

为获得职业资质的群体开拓上大学的道路,即第三条道路,成为贯通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主要切入点。第三条道路得名的由来是因为在德国已经存在两条通往大学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最为传统,即通过文理中学、职业文理中学等毕业考试获得就读大学资格。第二条道路指的是就读文理中学夜校或者大学预科,通过相关考试后获得就读大学资格。[21]这两条道路均采用考试形式,入学标准具有明显学术导向。在这一点上,第三条道路有着本质不同。第三条道路囊括了所有不通过文理中学或者职业文理中学以及类似考试就读大学的途径,开拓了职业资质群体获就读大学资格可能性。

2009年,德国各州文化部长联席会议(KMK)作出决定,职业资质群体满足特定前提条件可以获得就读大学资格。对于这一政策,各联邦州有不同的解读和规定,总的来说形成了三大途径,如表2所示。也就是说,职业教育道路不仅通往就业,而且也通往大学。第三条道路的开拓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打破了长久以来高校严格的入学限制,意味着大学从此为职业资质群体打开了大门。德国壁垒森严的教育体系被撬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得以贯通。

另外,对于职业资质群体来说,第三条道路不仅通往本科教育,也能通往硕士教育。没有取得本科文凭的职业资质群体在通过特定测试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就读硕士的资格。[23]这一做法虽然没有在整个德国推行,但是在一些联邦州已经成为现实。

为了配合第三条道路的实施,德国政府于2010年推出系列配套措施,并明确五大原则:对于需要通过测试才能入学的群体而言,相关测试必须舍弃学术导向;充分尊重前期学习成果和工作经验,职业能力与学分可以互相折算;为职业资质群体提供桥梁课程,使他们能够顺畅地过渡到就读大学课程;给予各种资金支持;提供各种咨询服务。[24]

为了贯彻这五大原则,联邦政府和各州达成协议,由联邦教育和科研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出台大型项目通过开放大学实现向上流动Aufstieg durch offene Hochschule)。第一轮项目运行时间从2011年到2017年,总共包含26个子项目。第二轮项目运行时间从2014年到2020年,总共包含47个子项目。为此,联邦政府一共投入2.5亿欧元。[25]

(二)教育公平维度分析

就社会出身而言,选择第三条道路入学的学生中,父母双方都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比例占3/4。也就是说,他们实现了家庭教育阶层的提升。[26]就人格特征而言,第三条道路选择的是优于普通人的群体。[27]他们普遍都有过职业经历,其中超过1/3拥有中级职位,1/5拥有高级技师或者公务员等高级职位,1/4有过管理经验。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中,失业率仅占3.3%[28]但是就学业成就而言,情况并不乐观。由于德国大学采用宽进严出的方式,毕业率一向维持在较低水平。从传统道路进入大学的群体,淘汰率为1/4,从第三条道路进入大学的群体则更为糟糕,淘汰率达到1/3[29]

从结果来看,自2009年大学校门正式打开以来,通过第三条道路进入大学的一直都是少数。第三条道路是一条羊肠小道,而不是康庄大道。在入学新生中,这部分学生比例未能突破3%[30]因此,大学校门的打开,象征性的意义大于数量上的意义[31]

可以说,这一现实状况与政策期望是有差距的。事实上,职业资质群体上大学面临许多实际困难。他们具有不一样的学习基础和思维习惯,承担着更多家庭和社会责任,因此高校需要提供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教学组织形式。但高校由于人力、经费等方面的限制,并没有办法满足这一群体的要求。最主要的是,第三条道路并没有给职业资质群体带来真正的获得感。普通高等教育投入多,风险大,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教育,并不切合中下层民众的需求。相比之下,职业教育不仅具有明确就业导向,而且就读期间发放学徒工资,能给他们带来稳当的收益。

从根本上说,第三条道路的开拓尽管实现了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贯通,但仅是形式上的开放,并未实现实质性的开放。亦即,在推进教育公平的道路上,贯通仅是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相比之下,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合则表现出另一番景象。

四、打造实质公平: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合

(一)双元制高等教育作为融合模式

1.模式概述

在融合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方面,德国双元制高等教育(duales Studium)扮演了重要角色。双元制高等教育集中在本科阶段,但也包括少量在职硕士课程。双元制高等教育的学生被称为边界跨越者Grenzgaenger),这一称呼形象地点明了双元制高等教育作为融合模式的特点。在这种融合模式中,企业的主导作用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拿到企业合同是双元制高等教育申请成功的关键因素,同时高校在校企合作事务中负有最终责任。课程既包含了工作体系和行动导向,也囊括了学术体系和理论反思。依托企业和高校合作式的教学过程,学习者得以养成职业能力和学术能力。双元制高等教育的出现,意味着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开始真正走向融合,如图1所示。

2.教育公平维度分析

双元制高等教育实现了更多教育公平。首先,双元制高等教育实现了家庭教育阶层的上升。双元制高等教育生源主要来自非高知家庭。[33]2015年为例,在双元制高等教育生源中,父母双方或有一方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比例只有39%,明显低于平均比例。同时,父母双方或有一方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超过60%[34]

其次,双元制大学生大多是优秀的寒门子弟。他们具有优秀的品质,想要通过努力实现社会阶层上升。据统计,在双元制高等教育生源中,高中毕业考试低于平均分的仅占12%。差生一般自动放弃双元制高等教育。[35]双元制大学生具有明确的目标,自我管理能力极强,完全不属于那种懒散的追求安逸和享乐的群体。[36]另外,寒门子弟的特征较为明显。对于大学期间有经济独立要求的群体来说,32%都选择了双元制高等教育。没有经济独立要求的群体,则只有4%选择双元制高等教育。[37]

再次,双元制大学生具有良好学业成就和就业前景。在双元制高等教育中,辍学率很低。[38]与职业教育相比,双元制高等教育的目标就业岗位提升至中级管理岗位。[39]与传统大学生相比,双元制大学生在入职与晋升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40]总体工作满意度要高得多,认为入职保障、工作环境与条件、工作内容和岗位级别这些方面都较为理想。[41]因此,双元制高等教育不仅实现了传统职业教育的层次提升,而且比普通高等教育更具有竞争优势。

(二)其他融合模式

双元制高等教育本身包含明显优势,因此受到热捧。一个双元制高等教育的培训职位平均吸引50名应聘者,对于某些大企业提供的培训职位,应聘者甚至破千。[42]这种情况下,其他融合模式如本科职教Studienintegrierende Ausbildung)便应运而生。

1.“本科职教模式概述

与双元制高等教育类似,在本科职教模式中,学生需要与企业签订培训合同,并在本科院校注册。与双元制高等教育不同的是,本科职教也招收实科中学毕业生(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实科中学毕业生并不具有就读大学资格),且在后期提供更为多样化的选择。在本科职教中,基础阶段主要传授职业教育最为核心的部分,同时也传授30-60学分本科层次的专业内容。基础阶段至多持续两年,结束后进行中期测试。通过中期测试后,学生在大学第三年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完成双元制本科,获双重资质;二是就读本科,获学士学位;三是就读职业教育,获职业证书。[43]

2.教育公平维度分析

作为融合模式,本科职教拥有更多教育公平维度。首先,与双元制高等教育相比,本科职教的门槛更低,进一步降低了社会筛选度。尤其是优秀的实科中学毕业生成为最大受惠群体。据调查,实科中学毕业生有18%具有就读大学的愿望。[44]如果选择第三条道路,他们必须先完成职业教育,再获得3年左右工作经验;或者参加大量辅助课程,然后通过相关测试等。而在本科职教模式中,至多两年就可以通过中期考核,不仅完成职业教育核心部分,而且获得就读本科资格以及部分学分。

其次,与双元制高等教育相比,本科职教为职业资质群体提供了无风险尝试不同教育道路的机会。对于就读职业教育还是大学本科的问题,学生可以基于自身经验做出理性选择。同时,他们也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就读双元制本科。换句话说,本科职教为教育资源贫乏的人群创造了更多教育机会,使他们能更轻松地踏上新的教育道路。

目前,这种模式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中都有试点,主要集中在应用科学大学热门专业,尤其是商务、数学工程自然技术(MINT专业)、护理与健康等领域。[45]通过深度融合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将在教育公平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五、教育公平德国模式的特征

(一)推动教育公平的前提:获得重要利益相关者支持

获得重要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是本次德国教育体系改革成功的决定性因素[46]。企业和高校作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最为重要的办学主体,它们的立场转变是促成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融通的重要前提,是超越传统教育公平困境的根本原因。

首先,经济的发展引起企业立场发生变化。随着企业对于职业学术资质人才需求的增长,企业不再满足于双元制职业教育,而是希望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传统上,企业是双元制职业教育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办学主体,依托双元制职业教育培养企业所需人才,对于插足高等教育办学事务并无内在驱动。但知识经济的发展改变了这一格局,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成为推动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融通的绝对主力。

其次,政策的推动使得高校立场发生变化。传统上,社会优势阶层坚决捍卫高等教育的精英属性,以此确保自身社会地位不被降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做法已经不合时宜。在新的政策环境中,与职业教育的融通包含有利于高校自身发展的因素。为了平衡学位制度改革的影响,顺应高校差异化发展政策的要求,与职业教育的融通变成高校的内在诉求。由此,高校对职业教育的态度由排斥到接纳,立场发生了极大转变。

(二)推动教育公平的理念:从制度公平走向实质公平

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贯通融合这两大路径的开拓,是对教育公平问题悬而不决之困境的两次有效突围。德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从贯通走向融合的过程,也是教育体系从制度上的公平走向实质性的公平,实现更多教育公平的过程。

首先,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贯通实现了制度上的公平。它在最低限度上保证了机会均等,使得所有人都有资格去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于德国双轨分流的教育体制来说,这属于革命性的制度突破,为教育公平提供了制度保障。但事实上它抛弃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仅在理论上为民众提供了向上流动的可能,对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极其有限。

其次,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合打造了实质性的公平。融合形式保留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顾及职业资质群体的特点和需求。从教育过程来看,受教育者能够接受与其知识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教育,从教育结果来看,受教育者获得不错的学业成就和极高的就业质量。融合形式真正助力职业资质群体实现教育阶层和社会阶层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

(三)推动教育公平的关键:考虑教育选择影响机制

推动教育公平从制度公平走向实质公平,关键是充分考虑教育选择影响机制。与贯通模式相比,融合模式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正是因为充分顾及教育选择影响机制的结果。

第一,理性选择影响机制。1974年法国社会学家布东(BoudonR.)提出,家庭教育决策是对机会与风险进行评估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主要依据这一公式进行:使用价值×主观期望-(直接成本+间接成本)。[47]使用价值指的是客观收益,包括较高收入、工作稳定以及富有竞争优势等方面。主观期望指的是对于客观收益的主观预测。直接成本指的是学费等支出。间接成本也被称为机会成本,指的是这段时间从事其他活动可能获得的赢利。对于德国学生来说,他们面临的主要教育选择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双元制高等教育等融合模式。在双元制高等教育等融合模式中,大学生在就读期间就能获得学徒工资,大大减轻了经济压力,降低了直接成本;并且他们能够拥有良好就业前景,客观收益不错。综合考虑,这种教育类型的收益很高,风险较小,属于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第二,是阶层惯习影响机制。布迪厄(BourdieuP.)认为,特定社会阶层所面临的机会和义务,不仅决定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品味、生活习惯,而且也决定了他的视野、希望和期待,以及为了确保阶层地位而制定的策略。[48]尤其在教育阶层上升流动的过程中,原有的惯习会起到巨大作用。因此,在打破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界限的过程中,融合模式更加有利于职业资质群体尝试高等教育。融合模式兼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因素,对于职业资质群体来说更加具有亲切感和吸引力。因此,此类融合模式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成为打造教育公平的理想路径。

综上所述,对于小学后即双轨分流的德国教育体系来说,促进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有效融通,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根本举措。在现有社会框架中探索教育公平的限度与可能,德国的做法体现出务实和创新的精神,德国模式以其鲜明的特征,为推动教育公平提供了独特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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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莹上海师范大学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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