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G·阿特巴赫 高媛 刘进 西蒙·马金森 彭凤 乌尔里希·泰希勒 盛晓彤 许美德 李新宇 汉斯·德·维特 林松月 法扎勒·里兹维 高胜寒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La Trobe University 北京理工大学 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卡塞尔大学 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 香港中文大学 墨尔本大学

摘    要：

新冠疫情给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其加剧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变革。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高等教育格局面临重构，高等教育国际化流动模式与主体也将随之发生转变。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除了要从经济驱动转向文化理解，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新模式外，还应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多样性。中国要在正确看待政治、经济、教育环境变化的基础上认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仍然牢不可破，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文化霸权”短期内仍然难以撼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规模与质量矛盾仍然长期存在，进而强化研究、大力创新、文化引领并重视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此更好地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冠疫情;在地国际化;在线教育;文化理解;

 

一、新冠疫情加剧高等教育国际化危机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危机之一是大规模的学生流动增速下降。虽然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学生跨境流动减缓，但是该危机并不完全是由新冠疫情造成的。其实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危机就已显现。如早期中国中高收入家庭喜欢把孩子送到国外求学，他们想让孩子去国外开开眼界，普遍认为美国是高等教育的殿堂，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也在这些家庭的选择范围内。但当前中国人对到美国留学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中国学生出国的总数在减少。新冠疫情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出国留学人数减少的速度。我们需要客观地认识到，后疫情时代爆炸性的留学潮可能不会再现。

新冠疫情发生之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另一危机是传统国际化与在地国际化的冲突不断加剧。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成本高昂、覆盖面窄，这催生了人们对在地国际化的巨大需求。从流出国的学生质量来看，中国排在全球首位，印度也毫不逊色。在地国际化使得大量中国和印度的学生不用出国求学，在本国就可以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新冠疫情出现之前，在地国际化所占份额较小，但疫情导致国际间的流动受阻，大多数学生都没有机会出国留学，在地国际化的份额随之不断增长。建立全球分校是在地国际化最重要的方式，当前建立全球分校趋势没有放缓，增长量非常可观。未来这种趋势也不会消失，但增速可能会下降。

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线教育质量存在显著差异

新冠疫情导致许多地方的校园关闭，不同国家、地区和高校应对疫情的能力差异较大。虽然大多数高校都通过远程教育来教授学生，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高校面对在线教育的软硬件准备存在较大差异。而且，高校提供的在线教育质量是否高，学生对新的教育环境是否满意也仍然存疑。且一些国家大多数教师没有接受过远程课程培训，缺乏在线授课所必需的先进技术，无法适应网络教学。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在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硕士学位人才培养过程中，创建一个在线互动和有效的课堂环境是十分困难的，原因在于技术存在局限性、教师缺乏相关经验、设备无法及时更新等。当前在线教育仍有许多方面和模式需要考虑，包括异步或同步教学，如何有效管理在线小组讨论，以及如何组织在线作业和考试等。当然，有效的在线学习和教学是可能的，但这需要时间和技术支持。快速地进行这些改革往往会导致低质量教学的产生。

毋庸置疑，在线教育是当前各个国家应对新冠疫情阻断学生物理流动的有效措施之一。鉴于在线教育质量的差异性，那些在线教育质量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应不断改善软硬件设施条件，并对授课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尽最大可能地提高授课质量。

三、后疫情时代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将会改变

就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而言，其国际化思维和行动在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要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但近些年这一点在慢慢改变，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中国已经有几个高校打算在海外设立分校，日本对国际化感兴趣的大学和在这一领域做研究的学者也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化行动。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会变得更加多样化，西方国家的统治地位会慢慢撼动。从排名来看，中国的崛起相当迅速，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崛起则不那么迅速。韩国、日本等也在努力推进国际化进程，这也是他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体系的一部分。目前，亚洲的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化正在朝着多样化发展，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如非洲、拉丁美洲等还在原地踏步。后疫情时代，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将发生变化，区域间、区域内国际化占比，学术流动规律，各类“推拉”因素等都可能发生变化，全球将形成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

一、新冠疫情导致高等教育国际化需求下降

民众对国际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内在的，但新冠疫情有可能降低人们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支付能力。目前，大多数出国留学的学生都必须自己支付一定的费用，但新冠疫情正导致全球多数国家出现大规模经济衰退，学生个人和家庭的支付能力将暂时降低，中产阶级付费出国留学能力下降，收入因素将暂时性降低国际化需求。此外，新冠疫情导致入境航班中断、检疫要求严格，这会延误国际学生入境，并增加他们的家庭成本。这一情况可能将持续三到五年的时间，直到新冠疫苗普及并带来经济复苏。在这期间，国际学生无法正常返回校园而被迫接受在线教育、国际学生出国留学计划被迫推迟、国际交流项目被迫搁置或取消等成为常态，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二、在线教育不是长久之计

新冠疫情导致国际学生不能顺利返回校园，许多高校通过远程教育方式向国际学生提供教育。当前在线教育仍在推进，但学界有关在线教育与线下教育区别的认识往往是模糊的，有些大学甚至把在线教育与线下教育看作是等价的，并采取相同的收费标准，这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大多数学生对线下教育的需求远高于在线教育，因为校园体验是海外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课堂互动和综合思维发展方面，线下课堂比在线课堂要丰富得多。因此，在线教育收费应该“打折”，相比线下教育它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更少，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耗费成本也更少。在线教育代替线下教育的时间如果持续数月，并不会造成国际化教育模式的根本性变化，但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两到三年，形势则可能会大有不同，在线教育会因此占据一方势力。很多学生可能会对在线教育感到不满，因为对学生而言在线教育只是一个有用的辅助学习的工具，是他们在疫情时期的应急学习方式，虽然学生可以通过在线教育获得诸多知识，但这并不是完整的校园体验。通过在线教育代替线下教育，进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这完全是一种“幻想”，至少在未来几年内不会实现。

三、国际化“文化霸权”仍然存在

当人们跨越国界时，他们的关系、经历等都更具变革性。如果他们与当地人形成跨文化接触或联系，相应地就会学到更多。在此过程中，大多数国际学生会与教师、同学等建立友谊，这将使他们离开原有的“文化舒适区”。因此，国际学生不必继续坚持自己的文化特征，反而应该通过课内外学生间的交流，尝试多元文化带来的各类体验，并向教师和同学展示他们已有的文化经验，将其传播给更多的人。但当前国际教育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仍然具有很强的“霸权思维”，这与上述多元文化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这些国家对自身的优越感沾沾自喜，在文化上相当自信，并不觉得有义务向其他国家学习，这是国际化发展存在的严重挑战。尽管英、美等国家在科技、设施等方面相对领先，但部分东亚国家或地区反而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教育传统———儒家文化圈。在儒家文化中，人们会反思并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些亚洲国家拥有很好的文化体系。比如中国就有较为完善的儒家文化体系，但中国还需创建一个独立的国际化发展模式。

四、后疫情时代国际化格局面临重构

新冠疫情正导致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变得更加多元，西方国家的统治地位正悄然改变。东亚已经开始崛起，虽然这个过程相对较为缓慢，但像中国、印度、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已经能够吸引一大批传统上更倾向于去美国、英国留学的学生。中国将会找到适合自身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模式，走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印度由于联邦性质、贫穷、缺乏真正强大的核心等原因，在教育和科学发展方面放慢了脚步，但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研究国，从长远来看，也将在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日本致力于提升全球排名，并保持开放态度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各类交流，未来在国际化领域也将具备一定机会。此外，其他新兴国家也正相继崛起。美国在未来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将处于趋平地位，将不再是主导力量。

在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中，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问题日益显现，民族认同问题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大障碍。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多文化的活动，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学习。后疫情时代，我们应着力推进全局社会、局部社会与自然社会的统一。当前，消除民族主义是一项关键任务，首要任务是了解问题成因及探寻解决措施，明确对于个人、团体、社会机构等而言应采用何种方法消除民族主义障碍。国际高等教育的参与者应更清晰、更全面、更透彻地了解这个世界，更好地将这个世界理解为“共享空间”，国际化是我们拥有的一项巨大资产，应该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来帮助消除民族主义障碍。

一、新冠疫情导致国际化体验式学习减少

新冠疫情的出现必然会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只能推测新冠疫情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究竟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可逆的还是持久的都尚难预测。新冠疫情发生后，一些国家采取的封闭政策是非常有效的，能够很好地实现对疫情的控制。但这些封闭政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物理流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导致国际化体验式学习减少。体验式学习对于国际化教育而言非常重要。学生主要是通过自己在这个国家的生活体验也就是体验式学习增进文化理解，如果缺少物理流动，这种体验式学习就会减少，学生也就没有办法在国外的课堂上（如在线教育）完全理解另一个国家的文化。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疫情会不会使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持续低迷，但希望体验式学习不会因为疫情而完全消失。

二、在线技术只能部分解决物理性流动缺失问题

疫情导致物理性流动的体验式学习机会减少，该种物理性流动本身也是一种比较昂贵、非常原始的方式。虽然课堂教学中的某些因素不一定要完全依赖物理性流动，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一些问题可以尝试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来解决，如MOOC，但线上模式对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人们普遍认为其不能完全解决物理性流动缺失问题。这主要涉及3个方面问题。一是课程的国际化问题。知识是具备通用性的，一个研究领域的术语在任何国家都是一致的，在线教育体现了知识的共享性，但不同国家的课程风格是迥异的，例如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课程风格和德国是完全不同的。二是学术交流的国际化问题。疫情背景下学术交流往往是通过线上的学术会议完成的，这也体现了信息通信技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作用，但国际学术会议更多是知识本身的碰撞，线上交流可能会对传统学术共同体线下的社会交往活动带来冲击，其对知识流动与传播的影响有待讨论。三是体验式学习模式的国际化问题。虚拟交流在国际化体验式学习中起不到很好效果，物理性流动在国际教育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新冠疫情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流动模式转向扁平化

对于留学生而言，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同等重要。水平流动指的是从一个国家去到另一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学术水平和学习方法是差不多的。在这种流动模式下，在原来国家积累的学习经验能够顺利应用到新的国家，这个过程可称为“从对比中学习”。但如果学生从一个学术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学术机构流动到另一个学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或机构，或者两个国家之间的学习方法差异很大，这就属于垂直流动。例如同样是研究物理学，学生在瑞典学习花在实验室的时间可能是在法国学习的3倍，而学生在法国学习花在讲座上的时间可能是在德国学习的1.5倍，这就是两个国家学习方式的不同。学生均可以从这两种不同的流动模式中受益。

新冠疫情促进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扁平化发展，推动了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模式的变化。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话语权掌握在那些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更为成功的国家，但后疫情时代在一些关键的学术领域，一批新兴国家也开始崭露头角。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等级扁平化是一个新趋势。所谓扁平化，核心就是改变目前明显的国际化等级秩序。传统等级划分中存在着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公平现象，一些发展中国家只能向发达国家学习。等级的扁平化，不仅需要不同国家的参与，还需要各国内部的参与。知识的学习应该是不分国家和等级的，当前国际间的层级扁平化正迎来机会。以英国为例，英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输出国，目前在国际化中的主导地位正在削弱，逐渐成为与其他国家平等合作的伙伴。高等教育国际化扁平化主要朝着3个方向发展：一是政策国际化；二是国家间平等合作；三是学术水平较高的国家帮助落后国家。

四、后疫情时代四类高等教育国际化主体渐趋明朗

新冠疫情发生前，以人才流动为例，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主体主要分为流入国和流出国，体现出鲜明的教育贸易“顺差”和“逆差”特征。后疫情时代，参与国际化的国家将可以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他们是国际化的“进口国”，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知识的输出，以及接收其他国家人员的输入，他们不需要寻求国际对话，这些国家也不鼓励学生大量出国，他们认为自己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足够好了，这些国家的学者也很少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开展合作，如美国学者和其他国家学者合作的比例最小。但是我并不推荐学生去英国和美国留学，这些国家只是为了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富裕学生家庭获得资金，我更推荐学生去瑞典或芬兰等国留学，这些国家更有国际化意识。第二类国家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为了进行知识输出，他们花钱邀请其他国家的人进来，以此扩大自身国际化规模，带动本国国际化发展，他们为“竞技场”国家。第三类是那些对国际化非常感兴趣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要想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就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化的各类活动，否则他们的国际化就会失败。第四类是“被迫国际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有一些学者，但这些学者在国际上并不被接受，很难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开展合作，往往会作为其他国家帮扶的对象。以柬埔寨为例，柬埔寨是中国帮扶的国家，就属于“被迫国际化”范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段时期内全球的留学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来化解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以此增进国家间的理解。我曾在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大学校长会议上提出，阿拉伯国家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地缘政治问题，如果政治冲突不解决，讨论新技术对于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后疫情时代，各主体或国家之间应加强理解和尊重，这不仅仅体现在知识层面，还包括认知层面和社会化层面。理解和尊重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增进国家间的理解和尊重，能够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学生的学习体验也能反过来增进不同主体或国家间的理解和尊重。

一、受经济因素影响的流动性弊端凸显

过去十多年里，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在很多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拓展实际上是因为可以从国际学生那里拿到很多钱，在加拿大这种情况很普遍。从留学生的视角来看，他们支付了一大笔费用，然后有机会留下来不必回国。正因为此，过去人们一直十分担心的是学生不会回到发展中国家而出现人才流失问题。在最近的10年或20年里，我甚至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恐惧，尤其是对于滥用该种经济国际化模式的英语国家。澳大利亚国际化发展就非常看重学费。我们曾经在亚洲经济危机时就有过教训，经济危机使得亚裔学生突然无法向澳大利亚缴纳学费，结果就是很多澳大利亚教授失去工作。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同样如此。这种国际化对于经济要素的过度依赖是一种消极现象，对于某些国家来说，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俨然已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但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收纳大量学费之后，却没有真正去支持这些学生的学业。因此，该种受到经济动机严重侵蚀的国际化流动对于全球知识社会建设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正向的。

二、新冠疫情呼唤更深层次的精神与文化理解

新冠疫情的出现首先冲击的是全球学生的流动。新冠疫情不仅让更多人攻读学位或者合作研究受到严重影响，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在于让人们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精神和文化根源。虽然本人一直试图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建立桥梁，但我发现儒家文化思想已经植根于中国，西方国家也有自己完整的文化体系，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深受这二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并与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应该增进对于这些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理解，当代社会应该鼓励交流而不是引起冲突，科学与宗教之间应互相促进而不是必须做出选择。现代高等教育大多都强调STEM和科学，并将其与宗教、精神传统等完全分开。但是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是一起成长起来的，精神传统也可以支持科学理解。社会不仅需要不同文化间相互尊重，也需要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当前人类社会正围绕人工智能和新技术展开竞争，这些新技术很有价值，但也很容易引发更多冲突，甚至会创建一个全球知识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新冠疫情反而带来机会，当人们面对新冠疫情不确定性问题时，仅仅依靠各类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远远不够，还必须引入深入的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解决方案。

三、国际化发展中西方国家存在对于中国崛起的误解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虽然存在表面上的各类竞争，但却可以开展深入的对话。这是大学的应有之责，但目前做得不够。大学促进沟通和对话的职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竞争和冲突达到令人不安的背景下，通过大学的国际化发展开展对话和谅解是非常有必要的。

新冠疫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思考高等教育国际化本质并从中学习的机会。传统印度人的奇妙之处在于，尽管印度很有影响力，但是它不是殖民大国，僧侣们去了柬埔寨但是他们没有试图控制柬埔寨使其成为印度的一部分，只是带给柬埔寨科学和精神知识。这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非常相似。“一带一路”倡议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积极贡献，但西方一些国家担忧中国试图通过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控制地缘政治形式来建立新的“帝国”。若要避免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产生类似误解，应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国际化文化沟通和增进理解的作用。当然，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误解本身也是当前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一大难题。

在此过程中，中国应当将自己的文化带入世界。在过去的国际化发展模式下，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而新冠疫情发生后，现在需要以一种非常特定的方式将学术知识带给世界，这是与过去不同的国际化发展模式，但是这做起来并不容易。当前，中国政府仍在根据全球大学排名来资助大学。中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全球大学模型，而非完全以西方话语体系为主导。比如师范大学就是中国模型的特色。“师”这个概念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它既强调道德，又强调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保留了师范大学模型，这就容易成为中国特色。由于西方国家在中世纪的工程学传统，教育学院在西方大学的医学和法律领域从来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中国却反而能够凸显师范教育的重要性，现在中国也具有这样做的经济实力。中国必须要打破规则、打破逻辑，得到一些新的东西，尤其是要把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和模式通过高等教育展现出来。但是当前，中国基于大学等级分配教育经费的做法可能导致上述特色凸显非常困难。大学校长需要关心所在大学的办学资金，因此他们必须高度关注全球排名。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真正将中国文化带入世界并避免某种程度的全面西化也是一大问题。

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应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惯性思维，在教育合作项目中反思价值中立问题，注重公平合作，更多倾听来自中国的需求和声音。中国的大学已经逐渐发展成熟，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和与世界大学制度接轨方面已经找到了平衡点。

四、大学应当成为世界舞台的参与者

我们需要在国际学术关系领域更多推进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联结，并且引入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中的某些立场和视角。大学和高校确实可以成为世界舞台的参与者，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自治权，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中国的制度也有高度尊重学者的传统，学者拥有自己的地位。大学需要对该领域进行更多的探索，这不仅关乎国家的利益，还与经济利益、文化外交等紧密相连。利用大学来提升国家的文化影响力，这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清楚的，因为美国对所有国际学生进行了教学，并且通过社会学和历史的研究活动以及其他全球性活动来增强美国文化影响力。大学要与自己的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全球参与者。与此同时，大学主动思考和反思他们的全球责任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高等教育应该加强文化外交以及跨文化互动。对于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来说，通过高等教育开展文化外交活动，将其知识带入世界语言哲学体系等是非常重要的。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教育文化外交融合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它使得文化作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美国关闭孔子学院的做法过于激进。

一、新冠疫情加速各类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

新冠疫情影响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更多是一个各类趋势加速发展的过程，而非一个彻底改变的过程。新冠疫情发生前，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就已出现多个新趋势。以人才跨国流动为例，新冠疫情出现之前无论是特许经营分支机构的建立、联合双学位课程的开发，还是课程国际化的发展等，都表明国际化发展中的跨文化能力越来越受重视。新冠疫情期间兴起的在线学习也早已有之。此外，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国际教育市场份额变化、虚拟交流重要性凸显等也都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初现端倪。新冠疫情的出现更多是加速了这些原有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变革。

以国际教育市场份额变化为例，虽然新冠疫情发生前，以中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带动了国际留学生流动的变化，但新冠疫情的出现更是加速了这一变革。新冠疫情的出现导致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本已开始崛起的中产阶级，却不再有能力继续承担赴高收入国家留学的教育成本，这些家庭可能选择在当地大学、本国国际分校或周边国家接受高等教育，也可能转为接受在线国际教育，而非传统的物理性流动。这一变化有利于促进国际学生向中国、印度、土耳其等亚洲国家流动，反而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传统高收入国家和留学目的地国产生较大影响，新冠疫情有可能改变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市场份额。在这一过程中，新冠疫情也可能对私立高等教育体系产生影响，私立高等教育吸纳能力可能会降低，这将加重公立高等教育体系的压力，导致公立高校不得不接收更多学生，而这又有可能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

二、亟须为留学生创造更多的跨文化体验

当前全球有超过500万人的国际学生在海外留学，这一数字是10年前的两倍，但物理流动并不意味着跨文化经验的获得。大多国际学生在国际环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特别是来自中国、印度等大国的学生，其更多隔离在自己的社群内。留学目的地国的社会环境也并非持完全开放与欢迎态度，封闭的国际留学生和本地学生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冲突，双方并没有真正融入国际化环境，也没有获得真正的跨文化体验。因此，当前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是要致力于实现真正的跨文化交流目标。以往国际化问题研究只专注于物理性流动的表现与成效，新冠疫情发生后则应该思考如何为学生创造更多的跨文化体验。但事实上，学生融入不同的文化环境是非常困难且时间漫长的，本科阶段通常只有四年，研究生阶段则更短，因此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必须采取新的措施，以实现跨文化交流目标，这也正是教师角色重要性的体现。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更多选择在线教育的模式，为了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相关国家要不断优化在线教育模式，一方面探索促使教师国际化能力提升的路径，引导两个或多个不同教师通过在线合作模式进行合作教学。例如澳大利亚一位教授面向北京或阿姆斯特丹的学生进行在线授课仍然属于单向指导，但是如果在北京和阿姆斯特丹都有一位教授参与，那么该授课模式将可以提升跨文化交流的维度，两国教师也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融入课堂。另一方面，相关高校要合理利用网络技术，引导国外教师与学生进入课堂，通过不同形式的社交媒体，让学生进行在线合作，通过增加在线教育参与机会，加速实现教学国际化。

相较而言，在线教育对于研究生教育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硕士课程尤其是专业硕士课程可能会更多采取在线模式，而对于本科生来讲，他们仍然希望拥有校园生活与体验式学习。我虽然高度认可在线教育对于国际化发展的正面影响，但并不认为在线教育会成为未来教育的主流模式。新冠疫情促使高等教育机构被迫开展在线教学，但由于设施基础不完备，教师尚未对在线教学做好充足准备，学生在线学习的能力与兴趣相对匮乏，以及现有教育体系不完善等原因，教师和学生都已开始对在线教学的压力感到不适。后疫情时代，为了更好地吸引国际留学生，高等教育输出国要不断完善教育体系，采取措施引导留学生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三、积极探索多元化、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新模式

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仍然是主要的和特定的英语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英语是学术研究的语言、教学的语言、教科书的语言、出版物的语言，各类案例研究也多是以美国和英国为例，这体现出传统国际化范围过于狭窄的问题。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考虑增加国际化过程中的文化多样性，应从亚洲、拉丁美洲、欧洲等引入多样性文化进入课程与教学，但这当前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的支配地位是建立在历史发展基础上的，短期内难以撼动；另一方面，世界一些大国在高等教育领域长期单一依赖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文化和语言，尚未形成包容其他多元文化的惯例。后疫情时代，世界形势将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将不再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我们必须要有更开放的社会，更多的学术自由，更强的高等教育自主性。各国必须形成自己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而并非一味照搬长久以来一直遵循的以美国和英国为核心的固有模式。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化研究过多专注流动问题，过多集中于国外研究，对各国本土国际化议题关注不足。新冠疫情促使学界必须关注新的国际化模式，开展更具创新性的研究。现存的以全球大学排名为核心的国际化发展模式是错误的，各国通过增加国际学生和国际教师的数量、与国外学者合作发表国际性文章等提升教育机构的全球排名并不可取。未来，各国应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重点关注教学质量与跨文化能力，以此吸引更多国际学生和教师流入，而不是按照传统功利性的国际指标办学。此外，未来国际化发展应更多以本土方式实现（即在地国际化）。从研究视角来看，未来的国际化议程重点在于如何建立新的可持续的国际化发展模式，给国际化发展带来更广泛效益，形成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化体系，让更多学生和教师参与到国际化活动中来。

一、地缘政治因素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影响不容忽视

众所周知，新冠疫情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严重挑战，不仅体现在限制学生和教职员工流动方面，而且体现在阻碍跨国学术研究的交流与合作上。其中，对于科学研究交流与合作而言，技术与科学领域远比人文学科受到的影响大得多。比如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突飞猛进，拥有大量的知识产权，被认为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跑者，虽然官方未曾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学界已经意识到中国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能力已经超过西方国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代表的中外跨国研究交流与合作就可能受限。新冠疫情对线下活动的开展造成影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无法参加线下会议。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地缘政治影响可能比学生等人员的国际流动以及科学研究交流与合作受阻更令人担忧。新冠疫情是突发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其如同导火索，激化了客观存在的地缘政治矛盾。国际流动以及科研合作受阻可以通过Skype、Zoom等技术平台克服，但地缘政治矛盾导致的紧张局势可能会延续，并进一步干扰全球秩序，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且短期内难以改善。

二、反思高等教育国际化利弊

学界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褒贬不一。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间成就突出，主要体现在促进学术人才国际化流动方面；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促进不同文化间包容和理解方面作为不突出。以澳大利亚为例，中国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国际学生生源国，并且留学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人数以每年约2%的速度增长。中国学生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中澳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使者。但澳大利亚曾过度重视商业，对文化教育方面重视不足，突出体现在其高等教育系统严重依赖国际学生缴纳的高额学费等，国际学生的身份更像是市场交易中的消费者。虽然申请来澳大利亚留学的国际学生在留学之前已经对澳大利亚的文化和传统有一定了解，但在澳大利亚学习和生活期间，他们却对澳大利亚的文化感受不深。

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各国间差异较大，虽然各国都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高等教育国际化，但在具体落实效果上却存在不小差距，例如相对于那些留学体系较为完善的高校，很多高校校园国际化程度及对学生国际化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均不高。后疫情时代，学界应重视在地国际化发展模式。

三、鼓励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多样性

一方面，美国未来会继续在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美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仍然具有较强的全球人才吸引力。而且美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与澳大利亚、英国等非常不同，后者更多是基于创收驱动，而美国更多是基于人才驱动。国际本科生学费虽然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收入来源，但美国同时以奖学金的形式为国际学生提供资助，这与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实行的国际化模式存在本质不同。当然，美国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也正经历着国际化战略的调整，美国需要通过改革实现对人才的持续性吸引。

另一方面，后疫情时代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可能发生重要变化。中国和印度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国，但人口大国的印度不太可能替代中国的位置，印度高等教育发展包括国际化等都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新加坡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总体较高，该国面积较小且人口数量较少，但却年均接收近10万名国际学生，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马来西亚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地位也非常重要，该国具备良好的对外学习能力，持续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经验，为其国际化发展带来机遇。南非、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通常会形成地区性的高等教育合作模式（区域国际化），但较难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规模化。

后疫情时代，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除了格局将发生变化外，还将形成更加多样化的国际化发展模式。目前一些国家已经行动起来，制定国际化发展的宏观和微观策略规划。在此过程中，各国高校教育国际化发展侧重点不同，进而可能探索出最适合各国本土的国际化发展模式。未来，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不会是单一的，世界范围内有望出现5～6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

一、后疫情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之变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政治、经济、高等教育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将迅速传导到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引导全球重构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同时也将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战略选择。

首先，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面临的政治环境将发生变化。一方面，全球政治思潮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出现后，部分西方国家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抬头，试图将抗疫问题政治化，将新冠疫情责任嫁祸中国，奉行单边主义，阻挠国际合作，在教育、科技等领域加紧对华封锁，试图遏制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全球政治地位将发生新变化。乌尔里希·泰希勒等多位学者呼吁重构世界政治秩序，期待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全球政治治理。后疫情时代，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将逐渐出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将深度参与世界政治格局重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也将随之发生动态变化。如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以及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等区域合作机制会议上，多次宣布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对外援助政策措施^[1]。

其次，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面临的经济环境将发生变化。第一，全球经济格局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导致全球许多国家步入经济衰退时期，后疫情时代各国虽有望迎来复苏，但不同国家间经济表现差距将逐渐拉大。OECD发布的2021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实际GDP下降了4.2%,2021年将有望增长4.2%^[2]。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欧美等地区新冠疫情不断反弹、经济复苏乏力^[2]，而较早能够较好控制新冠疫情的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快者”，中国经济的全球地位将进一步提升，这有助于推动全球教育国际化布局调整。第二，全球化经济模式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受到较大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经济区域化和碎片化等趋势明显^[3]。这有望成为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分水岭”^[4]，打破以美国和英国为中心的传统经济体系，经济多极化发展将成为新模式，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国际化地位将得到提升，有望助推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秩序重构。第三，教育国际化付费能力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导致传统留学生输出国家庭付费能力下降，物理性流动能力不足，留学成本较低、较早控制新冠疫情、提供安全学习环境、高等教育机构全球排名持续上升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望分流更多欧美生源，稳固全球核心留学目的地国地位。

最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面临的教育环境也将发生变化。第一，国际学生流动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对国际学生流动带来巨大冲击^[5,6]，各国因签证限制、边境管制、高校封锁、语言考试推迟等导致国际学生流动锐减，各国新冠疫情防控水平、社会治理能力等成为新的影响国际学生留学流动选择的“推拉”因素。较早控制疫情、疫情防控过程中展现出较好国家治理能力的中国有望成为更多留学生的出国选择。第二，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对高等教育国际化过度商业化国家带来重创，这些高度依赖留学生付费的机构可能面临严重财务危机甚至濒临倒闭^[7]。新冠疫情导致美国中心地位出现松动^[8]，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有望成为全球新的留学目的地^[9]。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展现出足够的大国担当和卓越的治理能力，增强了对国际学生留学的吸引力，有望改变全球学生流动路径^[10]，提高来华留学生质量，实现从国际化大国向国际化强国的转变。第三，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将发生新变化。新冠疫情导致“在地国际化”“区域国际化”“在线教育”等新模式迅速兴起，这有利于破除传统国际化教育瓶颈，并为中国寻求教育国际化发展“弯道超车”“变道超车”带来机遇。

二、后疫情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之不变

新冠疫情带来全球及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各类新趋势，但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主流规律短期内仍难打破，这应成为下一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决策的核心参考。

一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仍然牢不可破。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一国政治、经济水平乃至国防、外交实力等紧密相连，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既是推进地缘政治地位提升、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对话、沟通化解传统各类矛盾的有效抓手，也是地缘冲突、大国博弈的最直接结果。许美德等学者呼吁要发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文化沟通职能，舒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却将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政治化，不仅无法通过教育国际化推动政治和解，反而国际化问题成为“政治传声筒”“政治出气筒”，成为各类冲突的新载体。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地缘政治的关系还将进一步密切和深化，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决策不能单一考虑教育规律本身，从全局和政治立场进行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布局，从系统立场构思国际化发展路径应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决策的不变选择。

二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文化霸权”短期内仍然难以撼动。乌尔里希·泰希勒等学者普遍认为，新冠疫情冲击了以美、英为主的英语系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统治地位，中、印、俄等全球大国应入局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虽然如此，大家也普遍承认当前国际化领域中“文化霸权”依然存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美国化”“西方化”“英语化”等问题短期内仍然难以解决。这一方面与传统的历史惯性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发展创新不足有关。学者们对后疫情时代全球高等国家国际化发展是否“回归正轨”存在不同预判，但对于中国入局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体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则普遍深信不疑。此种背景下，中国应将抵制各类国际化领域的“文化霸权”作为国际化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强化制度和模式创新，促进文化自觉与文明觉醒，重构全球高等教育话语体系。

三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规模与质量之间的矛盾仍将长期存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各主要留学目的地国一样，迎来留学生的断崖式下降。但西蒙·马金森等学者普遍看好后疫情时代的来华留学生工作，认为中国将进一步承接美、英等国留学生的转移，晋级为新的留学目的地大国。虽然如此，一定时期内来华留学生规模与质量的矛盾仍然客观存在且不容乐观。后疫情时代，中国应进一步加强来华留学生质量管理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提升留学生质量，真正将留学生作为重要的战略性人力资源进行培养和使用，通过高质量的人才培养成效形成对于高素质留学生流入的正向引导效应。

三、后疫情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应对

有学者对新冠疫情可能带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影响持悲观态度，认为新冠疫情将导致全球高等教育机构关闭、国际学生流动受阻、学术交流陷入停滞，并推动思潮逆流，增加政治风险，进一步阻碍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11,12,13]。但上述部分学者的观点也显示，新冠疫情也可能带来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格局重构、国际化发展模式创新等积极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生力量，对中国教育国际化崛起、国际化模式创新、以国际化推动各类矛盾的解决等寄予厚望^[14,15]。此种背景下，中国也应积极布局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准确把握上述国际化的变与不变规律，实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跨越式发展。

一是强化研究。中国应全面审视新冠疫情对国际高等教育整体态势、各类构成要素可能产生的短期和长期乃至系统性影响，深入分析上述各类影响国际化发展变与不变的因素，密切关注其他国家国际化政策调整，有效进行中长期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布局，科学制定各类具体政策^[16]，构建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制度与政策体系。

二是大力创新。中国应加大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制度与政策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发展模式创新，探索形成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中国理念、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体系^[17]，为推动形成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新秩序做好准备。尤其是要面向后疫情时代的区域国际化、在地国际化、在线教育国际化等新趋势，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规则创新，引领本轮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三是文化引领。新冠疫情发生前，中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硬”条件保障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中外教育国际化差距主要在于“软”的方面，如留学生质量、师资力量、国际化合作质量等，其中核心是文化引领不足，无法通过教育国际化活动对外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理念、思想、模式等。许美德等学者的观点显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终极目标应为促进文化融通，以留学生、教师等为载体促进文化传播、增强文化互信、破解文明冲突。因此，后疫情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决策应从刚性的指标性办学转为柔性的文化引领，通过有效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形成新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并对国际化发展理念、过程、标准进行重塑，真正达成高等教育国际化文化引领的目标。

四是高度重视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冠疫情导致西方国家限制中国留学生和学术人才的流动，一段时期内中外教育、科技、人才、信息等流动仍将面临挑战。但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应对也显示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应对人类社会重大灾害的能力以及对后发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关怀和支持。后疫情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核心，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联系，打通国际国内高等教育“双循环”通道，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品质。其核心是提高国际化质量，推动中国从国际化大国向国际化强国转变。具体而言，一是要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学术人才、学生、信息资源等交互流动。二是面向“一带一路”重大愿景、重大需求、重大项目重构国际化体系，做深、做实、做细“十四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从而使高等教育真正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三是补足留学生培养质量短板，加大STEM学科招生力度，创新留学生招生理念和制度，落实趋同化管理目标，以质量提升塑造“留学中国”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