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系
摘 要：
1803年，在亚历山大一世自由主义改革背景下，俄国国民教育部计划在全国多地(其中包括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创办大学。然而，直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大改革时期，偏远落后的西伯利亚才迎来发展高等教育的契机。1878年，亚历山大二世谕令在托木斯克成立西伯利亚皇家大学，是为西伯利亚高等教育的发端。西伯利亚高等教育的起步过程之所以漫长而曲折，西伯利亚的经济附庸地位是根本原因，历届沙皇政府的教育政策缺乏连贯性是关键，多数人对高等教育漠不关心则是主要制约因素。
关键词：俄国;西伯利亚;高等教育;托木斯克国立大学;
西伯利亚的高等教育发端于1878年创办的西伯利亚皇家大学(今俄罗斯托木斯克国立大学，以下简称“托木斯克大学”)。与欧俄地区相比，西伯利亚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且发展道路十分艰难。俄罗斯学界对西伯利亚高等教育源起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1。中国学界在俄国高等教育、西伯利亚教育和西伯利亚大开发等方面也有较多研究成果问世，但对于西伯利亚高等教育仍缺乏较为深入的剖析。本文综合考察19世纪西伯利亚高等教育的源起，从历史视角探讨该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举步维艰的深层原因。
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大学起源于欧洲，早期的大学通常设有神学、哲学、法学和医学四个系2 。与欧洲相比，俄国的高等教育起步很晚。1687年，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在莫斯科创办，这是俄国第一家高等教育机构。1724年1月28日3,彼得一世敕令设立科学院。次年，科学院成立，附设大学，培养科研人员。1755年1月12日，根据俄国著名科学家米·瓦·罗蒙诺索夫的倡议，伊丽莎白女皇批准了成立俄国第一所大学——莫斯科大学的计划。同年4月26日，莫斯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当时设有哲学、法律和医学三个系。在罗蒙诺索夫的领导下，莫斯科大学逐渐跻身欧洲一流大学行列。
(一)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学设想的首次提出
1802年，亚历山大一世对中央管理机关进行改革，成立了八个部，国民教育部位列其中。根据国民教育部1803年制定的《国民教育暂行章程》,全国设立莫斯科、维尔诺、捷尔普特、圣彼得堡、喀山和哈尔科夫六个学区，计划在圣彼得堡、喀山、哈尔科夫、基辅、托博尔斯克、大乌斯丘格市创办大学4。托博尔斯克是当时西伯利亚的军事、行政和交通中心。由此，借亚历山大一世改革之风，俄国首次提出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学的设想。
国民教育部创办大学的计划率先在欧俄地区实施。1802—1805年，捷尔普特大学(今塔尔图大学)5、维尔诺大学(今维尔纽斯大学)6、喀山大学和哈尔科夫大学相继建立。1804年11月5日国民教育部颁布的《莫斯科大学、哈尔科夫大学和喀山大学章程》(以下简称“1804年大学章程”)和《大学附属学校章程》规定，大学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属于学区的中心和其他各级学校的管理机构。1816年，华沙大学建立。同年，中央师范学院在圣彼得堡建立，1819年改名为圣彼得堡大学。随后，基辅大学(1834年)、新罗西斯克大学(1865年)陆续在欧俄地区建立。1804—1884年，国民教育部先后制定了四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学章程，确定了大学的管理原则和教学指导方针7,推动了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初步形成和发展。
在欧俄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之际，西伯利亚地区的第一所大学却姗姗来迟。西伯利亚位于俄国东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该地区教育起步较晚，学校和学生数量有限，民众对教育认知不足。早在1803年，乌拉尔实业家帕·格·杰米多夫就捐款10万卢布，用于在基辅和托博尔斯克组建大学。但同时，杰米多夫意识到“欧俄地区高等教育机构和中等学校尚且不足，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学的时机更需要等待”8,为此他请求将捐款保存在国家指定的机构，待“条件成熟，连同利息一起用于大学建设”9。然而，直到1861年农奴制改革，在西伯利亚创建大学一事都没有提上日程。
(二)受资金和政策影响，创办大学的提议遇阻
1819年，俄国著名国务活动家米·米·斯佩兰斯基就任西伯利亚总督，经过实地考察后，他着手对西伯利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改革。在改革中，他时常慨叹西伯利亚官员素质之差、教育水平之低，认为有必要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学。斯佩兰斯基创办大学的想法不仅得到俄国著名思想家彼·安·斯洛夫佐夫的支持，而且对西西伯利亚10总督彼·米·卡普采维奇也产生了极大影响。斯洛夫佐夫热衷教育事业，努力改善西伯利亚的教育状况，制订了西伯利亚大学的创建方案，被波塔宁称为“唤醒西伯利亚精神生活的第一人”11。卡普采维奇认识到改善西伯利亚教育的必要性，他在1823年3月20日呈递给亚历山大一世的报告中强调，受居民教育程度不高、道德水平有待提升、年轻人鲜有机会到欧俄地区接受大学教育等因素影响，西伯利亚官员的素质普遍不高。为提高官员素质、改善医疗条件，卡普采维奇请求在西伯利亚的中心城市创办大学，开设该地区亟需的法律系和医学系12 。
喀山学区督学米·列·马格尼茨基则提出在托木斯克省巴尔瑙尔市开设喀山大学分校的方案，分校名称为西伯利亚高级中学13,归喀山大学领导，受西西伯利亚总督监督，行使大学权力14。西伯利亚委员会和国民教育部原则上同意卡普采维奇创办大学的提议，但并未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卡普采维奇决定通过征收捕鱼税等途径来筹措建校资金，但收效甚微，因为拖欠税款现象严重。
(三)官方否定，十二月党人支持
表面看，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学的提议因缺少资金而受挫，其实不尽然。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后期，俄国在国际上成为“忠于旧时代合法秩序的复兴者和维护者”15,陷入倡导国际保守主义准则与推行国内自由主义改革之间的两难境地。受对外政策影响，俄国国内政策日趋保守，而这一趋势随着皇位的更迭逐渐增强。
1825年11月，亚历山大一世在塔甘罗格猝死，其弟尼古拉继承皇位。尼古拉一世继续实行保守主义政策。在教育方面，成立教学机构管理委员会，加强对学校的监督。1833年，国民教育大臣谢·谢·乌瓦罗夫提出，俄国各级学校均须遵循“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性”原则开展教学16。1835年7月26日，国民教育部颁布《俄罗斯帝国大学章程》,规定大学须服从学区督学的督导、大学生须穿制服、神学为各系的必修课17等。大学的自治权遭到极大的削弱。
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严重束缚，仅新创办一所大学。1827年，俄国枢密院监察亚·鲍·库拉金和瓦·基·别兹罗德内被派往西伯利亚调研创办大学事宜。二人经多方考察并征询斯洛夫佐夫的意见，在呈交尼古拉一世的报告中提出：西伯利亚仅有两所中学，毕业生数量有限，难以为大学提供足够数量的学生，因此，创办大学为时尚早；当前首要任务是扩大西伯利亚中学的办学规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学一事从此被长期搁置。
值得一提的是，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的教育活动对该地区创办大学产生了积极影响。1825年12月14日，由俄国贵族革命家领导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失败，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有121人被流放到遥远荒凉的西伯利亚，他们被称为“十二月党人”。流放期间，十二月党人尽己所能地改善当地文化教育状况。他们专门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建立小学教育网；为流放者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扩大中等教育机构的规模；为当地中学毕业生争取国家补助；在伊尔库茨克中学成立专门培养官员的培训班；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学18,等等。另外，他们还在赤塔的彼得罗夫斯基工厂成立了一个免费的大学课程培训班，定期举办讲座。尽管不久后培训班被勒令关闭，但创办大学的想法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伯利亚知识分子群体中已广为流传，影响颇深19。
(四)孤掌难鸣，请求屡遭拒绝
国民教育大臣亚·谢·诺罗夫任职期间(1853—1858年)竭力争取改善西伯利亚的教育状况，创办大学。早在1853年1月诺罗夫出任国民教育大臣之前，曾就创办大学一事致信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尼·穆拉维约夫。后者在回信中指出，西伯利亚的教育体系无需作任何改变。与此同时，西伯利亚委员会认为，创办大学为时尚早且花费甚巨，并以此为由否决了诺罗夫的提议。1854年5月19日，尼古拉一世下令增加西伯利亚学生的入学名额，以期提高当地官员的受教育水平。
1855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次年3月5日，诺罗夫向新沙皇呈交报告，申请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学。他强调，西伯利亚已有三所中学，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创办大学具有可行性；派遣毕业生前往欧俄地区学习耗资巨大，且面临诸多困难；大学的创办和科学技术的提高必将促进西伯利亚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20。关于资金来源，诺罗夫提出：一是使用1803年杰米多夫的捐款，二是争取社会捐款和政府资助。西伯利亚委员会再次以资金难以筹措为由提出反对意见，并指出喀山大学已为西伯利亚的中学毕业生留出足够的名额。西西伯利亚总督古·克·加斯福德致信诺罗夫指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改善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教育状况，暂时没必要建立大学。尽管如此，诺罗夫的提议仍然获得了俄国北方探险家、商人米·康·西多罗夫等少数人的支持。西多罗夫呼吁西伯利亚企业主为成立大学提供资金支持，但遭到拒绝。最终，诺罗夫创办大学的请求未能获得沙皇的批准。
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卡普采维奇筹措资金遇阻、诺罗夫多次奔走无果，西伯利亚的高等教育迟迟无法起步。令人欣慰的是，得益于有识之士的不懈坚持，西伯利亚初等和中等教育状况逐渐改善。十二月党人为创办大学所作的努力也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办学思想得以传承。
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西伯利亚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改革后西伯利亚的经济形势好转，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愈加突出。到19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三世的西伯利亚开发战略为发展高等教育再添助力，最终托木斯克大学得以建设告竣并正式开学。
(一)得遇良机，办学条件逐渐成熟
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面临内忧外患，失去了在欧洲外交中的主导地位，农奴制的弊端也彻底暴露出来。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实施农奴制改革，继而在司法、军事、教育等方面进行系列改革。“这是俄国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迈出的一步。”21农奴制废除后，西伯利亚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实质性发展。
首先，沙皇政府的教育政策赋予大学较多的自由。1863年6月30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大学章程草案，授予大学自治权，大学有权自行解决所有教学、行政和财政问题，俄国高等教育发展重获良机。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国民教育部先后颁布《初等国民学校条例》和中学章程，允许社会机构和私人创办小学，中学实行各种等级和信仰平等的原则22。西伯利亚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
其次，西伯利亚知识分子广泛宣传创办大学的思想。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俄国政论家尼·米·亚德林采夫和谢·谢·沙什科夫、地理学家格·尼·波塔宁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回到西伯利亚，他们克服重重阻力向社会传播兴办大学的理念。1864年1月31日，亚德林采夫在《托木斯克省公报》上发表《论西伯利亚大学》一文。他认为，创办大学的想法由来已久，但至今没有付诸实施。长期以来，西伯利亚的中学毕业生只能长途跋涉到欧俄地区读大学，多数人毕业后不再返回家乡。全社会应积极捐款，共同解决办学资金短缺的问题。亚德林采夫指出，“要在西伯利亚建立一种文明，将北半球温带地区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团结起来，西伯利亚大学将是这种文明的胚芽。”23 1865年4月30日，波塔宁在《托木斯克省公报》撰文阐述创办大学的必要性，并提出通过慈善捐款和征税等途径解决办学资金问题24。知识分子们热情洋溢且富有启发性的话语激发了民众对大学的渴望，西伯利亚社会各界逐步对创办大学形成共识。
再次，西伯利亚商人充分认识到创办大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西伯利亚农业、采矿业、加工工业和贸易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明显增长。托木斯克市杜马主席、金矿企业主扎·米·齐布利斯基就创办大学的问题致信国民教育大臣称：“在俄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如西伯利亚这般饱受教育落后、知识贫乏之苦。西伯利亚的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亟需掌握先进知识的有能之士。”25 商人愿意通过各种形式提供捐赠，帮助政府缓解办学经费困难。
毋庸置疑，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改革是西伯利亚高等教育得以发展的重大机遇。当时，俄国的教育政策相对宽松，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财富和社会影响力为创办大学而努力，西伯利亚兴办高等教育的条件日趋成熟。
(二)曙光初现，沙皇谕令创办大学
19世纪70年代，随着西伯利亚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善，西西伯利亚总督尼·根·卡兹纳科夫创办大学的提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卡兹纳科夫上任之初便敏锐地意识到西伯利亚教育面临师资严重匮乏的问题，随后他在1875年4月25日呈送给亚历山大二世的报告中奏请创办大学。他认为，创办大学可以为当地民众提供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培养教师队伍，从而解决师资问题，提高西伯利亚国民教育水平26。同年11月3日，卡兹纳科夫正式向国民教育部申请创立西伯利亚大学，该提议得到国民教育大臣德·安·托尔斯泰公爵的首肯。此外，卡兹纳科夫还赢得了亚德林采夫的尊重与支持。1874年冬，二人在西多罗夫的引荐下相识。亚德林采夫对这位关心西伯利亚发展的总督印象深刻，对办学提议获得沙皇认可一事记忆犹新。亚德林采夫回忆道：“我们就西伯利亚问题相谈甚欢，之后我花了一段时间整理资料。当我再次向卡兹纳科夫呈送报告时，他刚从宫廷回来，并告诉我沙皇同意创办大学的好消息。西伯利亚迎来了崭新的黎明。”27
创办大学的建议获得沙皇认可后，选择校址、筹措经费、遴选建校方案等一系列问题提上日程。1877年5月16日，国民教育部成立西伯利亚大学选址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西伯利亚大学的选址问题。同年11月22日至12月19日，该委员会先后召开7次会议，重点考察托木斯克和鄂木斯克两个城市。经过综合考量得出结论，相较于鄂木斯克，托木斯克更胜一筹：作为水陆交通枢纽和西伯利亚贸易、工业中心，托木斯克整体经济水平高、建筑材料价格低；距该市较近的中等教育机构数量相对较多；城市里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众多，他们愿意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提供资助。最终，西伯利亚大学选址委员会确认，托木斯克是最适合建立西伯利亚大学的城市，同时建议在托木斯克创立大学后，立即停止“向该城市及周边地区流放犯人”28。
西伯利亚社会各界慷慨解囊，为创办大学贡献力量。托木斯克市杜马为大学划拨土地并捐款：1877年6月26日，无偿为大学划拨一块总面积为54 510平方俄丈29的土地；同年9月25日，拨款2.5万卢布用于建设大学附属医院、5 000卢布用于为图书馆购买书籍30;1878年6月26日，无偿转让给大学一块面积为89 422平方俄丈的土地，价值107 303卢布20戈比，可容纳多栋建筑31。杰米多夫1803年存入国家指定机构的捐款到建校之初本息合计为18.2万卢布。齐布利斯基累计捐款15.8万卢布，并捐赠了矿物和古生物学收藏品；伊尔库茨克商人亚·米·西比里亚科夫捐款10万卢布，并捐赠了书籍、动物收藏品，设立了奖学金32。当然，社会捐赠远不只上述项目，更不限于以上方式。
西伯利亚大学的建设方案以节省资金为原则，同时应满足大学必要的教学和科研功能。1877年12月，国民教育部成立“未来西伯利亚大学建筑方案研究和设计委员会”,负责遴选建设方案。该委员会最终采纳了皇家艺术学院建筑学院士亚·康·布鲁尼的方案，并责成其进一步完善。
经过各方精心筹备，西伯利亚大学正式获准创办。1878年5月16日，亚历山大二世谕令在托木斯克成立西伯利亚皇家大学，设历史系、数学物理系、医学系和法律系33。1880年3月14日，西伯利亚大学建设委员会成立，托木斯克省省长任委员会主席，国民教育大臣负责制定委员会章程34(至1891年，该委员会共召开477次会议指导大学的建设工作，解决了诸如建筑材料短缺等各类问题)。1880年8月26日，即亚历山大二世加冕纪念日，西伯利亚皇家大学主楼奠基仪式隆重举行。
19世纪初至70年代，从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改革到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从托博尔斯克到托木斯克，西伯利亚发展高等教育的梦想在一代代人的接力奋斗中变成现实。西伯利亚高等教育起步的历程既见证了西伯利亚社会的沧桑巨变，也勾勒出了风云激荡的俄国历史进程。
(三)建设告竣，正式开学
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三世登基。亚历山大三世登基之初即宣称，将按照“对专制政权的力量与真理的信念”35行事，奉行保守主义政策。1884年，国民教育部颁布新大学章程：取消大学自治权，增加教育费用，严格监督大学生，解聘进步教师36。同时，为加强对西伯利亚地区学校的管理，1885年3月12日设立西西伯利亚学区，瓦·马·弗洛林斯基被任命为督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1881—1894年),开发西伯利亚受到俄国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修铁路、促移民、办大学、废流放，每一项举措都远远超出以往西伯利亚开发的各个历史时期”37,西伯利亚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在亚历山大三世保守的教育政策和积极的西伯利亚开发政策双重影响下，1888年，托木斯克大学主体工程竣工，建有动物解剖学研究所、植物园、实验室、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同年5月25日，国务委员会批准托木斯克大学在1888—1889学年伊始开设医学系38,原定的四个系仅开设了一个。7月22日，托木斯克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首届录取74名学生，实际报到72人，其中30名为中学毕业生，40名是神学院毕业生，2名为其他大学转入生39。1898年开设法律系，1917年开设文史系和数学物理系。弗洛林斯基指出：“托木斯克大学诞生之日是西伯利亚三百年来最值得庆祝的日子，是俄国教育界的盛大节日。托木斯克大学将在光明、真理和智慧的指引下，把流亡、悲痛和荒凉之地变成繁荣富强的家园。”40
托木斯克大学是西伯利亚高等教育的摇篮，它的创办标志着大学从欧俄地区走向西伯利亚。西伯利亚高等教育的兴起是农奴制改革和西伯利亚大开发的必然结果，为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西伯利亚高等教育得以发展的机遇如此来之不易，其背后原因令人深思。苏联学者曾指出，西伯利亚大学的创办问题拖延数十年的原因在于君主专制的反动政治、西伯利亚经济落后和地方资产阶级力量薄弱41。笔者认为，应结合西伯利亚在俄国的地位、沙皇政府的政策、西伯利亚社会对教育的认知等因素，多角度分析西伯利亚高等教育迟迟不能起步的深层原因。
(一)西伯利亚长期处于欧俄地区经济附庸的地位
西伯利亚历来是欧俄地区的经济附庸，丰富的毛皮、黄金等资源成为沙皇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西伯利亚素以苦役流放地而著称，接收欧俄地区形形色色的流放犯。作为俄国不断向东扩张的军事据点，西伯利亚社会发展极不均衡。俄国地理学家波塔宁将阻碍西伯利亚发展的因素归结为：流放地居民道德水平低下、莫斯科的经济枷锁、年轻知识分子流向欧俄地区。其中，解决年轻人外流的方法便是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学42。然而，西伯利亚的文化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欧俄地区，尚不具备发展高等教育的条件。
17世纪下半叶，在欧俄地区，官方和私人相继开办学校。1668年，莫斯科基泰伊城开办了教授斯拉夫文、希腊文和拉丁文文法的学校43。而西伯利亚在彼得一世执政之前根本没有正规学校。1703年，西伯利亚第一所宗教学校在托博尔斯克创办。随后，算术学校、初级学校、宗教学校、职业学校、私人学校等在西伯利亚陆续建立。至19世纪20年代，西伯利亚只有两所中学，在校生仅数十人。到1855年也仅有三所中学，在校生人数分别为：伊尔库茨克中学221人、托博尔斯克中学154人、托木斯克中学107人44。亚德林采夫指出，遥远荒凉的西伯利亚不仅中学数量少，而且难以吸引优秀教师前来任教，创办大学面临生源和师资不足双重困难，国库投入的巨额资金无法发挥效用。因此，沙皇政府优先选择在欧俄地区创立大学45。
亚历山大一世执政时期，由于西伯利亚没有大学，该地区不再单独设立学区，而是就近归属喀山学区。喀山大学是管理西伯利亚各级学校的领导机构，同时，还招收有意愿考入大学的西伯利亚中学毕业生46。利用喀山大学管理西伯利亚各级学校虽能解一时之困，但也使西伯利亚高等学府的诞生变得遥遥无期。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俄国政界大多认为，西伯利亚暂时不需要兴办高等教育。亚德林采夫称，1835—1855年是西伯利亚社会生活十分黑暗的时期，西伯利亚很少引起关注，几乎被人遗忘47。
毋庸讳言，西伯利亚在俄国长期处于欧俄地区经济附庸的地位，缺乏政府的关注与重视，未得到有效开发和治理，这是高等教育起步艰难的根本原因。
(二)沙皇政府的教育政策缺乏连贯性
历届沙皇政府的教育政策并非一以贯之，而是在自由与保守之间摇摆。以19世纪俄国出台的四部大学章程为例，1804年和1863年的大学章程更显自由原则，体现出大学自治思想；而1835年和1884年的大学章程则趋于保守，反映出政府对大学加强控制与干预的政策倾向。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初期，根据权利平等原则所进行的改革需要提高国民教育水平48,因此，19世纪初的国民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大学改革，欧俄地区的大学数量迅速增长。1804年的大学章程规定大学自治，对俄国大学乃至整个俄国教育体制发展具有指导意义49。而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后期，教育政策趋于保守。为遏制自由主义思想在学校的广泛传播，国民教育部于1817年改组为宗教事务与国民教育部，1819年修改学校的教学计划，加强宗教教育，取消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课程。因此，卡普采维奇创办大学的提议既承受着资金方面的压力，又受到保守主义教育政策的制约。
俄国思想家亚·伊·赫尔岑曾指出，尼古拉一世时期对学校和大学的压制长达30年，严重摧残了国民教育50。1835年的大学章程极大地削弱了大学的自治权，规定所有大学均由国民教育部管辖，受学区督学监督51,大学由原来的教育管理中心变为教学科研中心。受尼古拉一世保守主义政策的影响，西伯利亚大学的创办计划被长期搁置。诺罗夫虽多次呼吁，但仅得到少数人的认同，无法在社会上形成共识。
1863年的大学章程恢复了大学的自治权，俄国高等教育事业重获生机，创办大学的设想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卡兹纳科夫的办学请求也获得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批准。1884年的大学章程则以保守主义政策为指导，再次取消了大学的自治权，托木斯克大学成立时由计划中的四个系缩减为一个系。可以看出，政策频繁变化是影响西伯利亚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
(三)多数人对高等教育漠不关心
农奴制改革前，俄国教育体系等级森严，普通民众根本无法上大学，对大学的认识更无从谈起。1828年国民教育部颁布《大学所属文科中学和初等学校章程》,明确规定各级学校的服务对象，取消了1804年大学章程中规定的各类学校间的衔接关系，即“最低等级”人的子女在堂区学校就读，商人、手工业者、小市民等非贵族城市居民子女在县立学校念书，只有贵族和官吏的子女可以读中学并升入大学52。
斯洛夫佐夫曾就19世纪20年代西伯利亚的教育状况分析道：“从未受过教育的西伯利亚农民整日忙于耕作，无法理解教育的重要性和益处。官员亦是如此，仅供自己的子女学习简单读写和算术。只有少数学生能够完成学业升入中学，大多数学生在最佳学习年龄辍学。”53于贵族和官吏子女而言，中学毕业后即可到国家机关任职，接受高等教育意义不大。而对普通民众来说，大学则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此外，由于历代沙皇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国库资金大量投入军事领域，教育投资捉襟见肘。在国家财政无法提供足够资金的条件下，征税、捐款是解决办学资金难题的良策，但高等教育能够带来的收益却成为投资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必须承认，受学识限制和社会环境影响，大多数官员和商人认为高等教育与己无关。高等教育事业只有引起更多人关注、得到更多支持之时才可能顺利发展。
自1803年俄国国民教育部计划在托博尔斯克创办大学，至1878年亚历山大二世谕令在托木斯克创办西伯利亚皇家大学，西伯利亚高等教育的起步历时75载。农奴制改革前，教育落后和资金不足严重阻碍了西伯利亚高等教育的发展，办学设想不断遭受到严峻的考验。无论是被筹款挫败的卡普采维奇，还是屡试无果的诺罗夫，抑或是心怀西伯利亚教育事业并为之作出贡献的斯洛夫佐夫、十二月党人等，面对高等教育寸步难行的局面，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
农奴制改革后，知识分子、商人、政府官员对创办大学的重要性形成共识。亚德林采夫、波塔宁等公开宣传创办大学的思想，齐布利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等慷慨相助，卡兹纳科夫、弗洛林斯基等奔走呼吁，据理力争。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学的请求最终获得亚历山大二世的批准。经过十年建设，托木斯克大学于1888年举行了开学典礼。该大学的创办填补了西伯利亚高等教育的空白，为西伯利亚注入了勃勃生机。
综观前文，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其一，大学的创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代发展需求。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和西伯利亚开发的历史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高等教育应运而生。其二，创办大学的理想不断传承。从杰米多夫到西多罗夫再到齐布利斯基、从卡普采维奇到诺罗夫再到卡兹纳科夫和弗洛林斯基、从斯洛夫佐夫到十二月党人再到亚德林采夫和波塔宁等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都怀有同样的理想，并坚持不懈地为西伯利亚高等教育事业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其三，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应循序渐进。如，托木斯克大学创建伊始仅开设了培养最亟需人才的医学系。此后，托木斯克大学陆续增设其他系，不断发展壮大，迄今已成为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高等学府之一。继托木斯克大学之后，19世纪末西伯利亚又陆续创办了两所大学，即托木斯克工学院(今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和东方学院(今远东联邦大学)。
近年来，西伯利亚地区的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托木斯克国立大学、托木斯克理工大学、远东联邦大学、西伯利亚联邦大学、秋明国立大学等成功入选俄罗斯政府的“5-100”计划54,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西伯利亚的高等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为西伯利亚开发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此基础上，西伯利亚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俄东西部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伯利亚高等教育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