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淑琼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
摘 要：
当前，由兼职教师和全职非终身制教师构成的非终身制教师在数量上已成为美国大学学术职业的主体。节省成本的经济理性主义、日益等级分化的学术精英取向是非终身制教师规模扩张的主要原因，这带来了大学生毕业率下降、大学共同治理被削弱、大学学术职业日益割裂、美国社会的高等教育信心不足等问题。为此，美国学界和社会提出，应控制非终身制教师的比例，减少兼职教师的规模且让其承担最必要与合适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采用严格的标准打通非终身制教师的学术晋升渠道，以寻求美国大学学术职业发展的折中道路。
关键词：非终身制;终身制;学术职业;美国;
一战后，大学在学术秩序中日益占据优势地位，大学教师成为学术职业的主导，被视为“以学术为业”的一群人。[1]当前，美国大学的学术职业主要由全职终身制（full-time tenured）教师、全职终身轨（full-time tenure-track）教师、全职非终身制（fulltime non-tenure track）教师和兼职（part-time）教师组成。只要不严重失职，全职终身制教师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全职终身轨教师一般在至多7年的试用期结束后可以申请获得终身制；全职非终身制教师与大学签订工作合同，合同期满则可能需要另谋出路；兼职教师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大学仅向其支付教学工作的薪水。其中，全职终身制和全职终身轨教师都属于终身制教师，而全职非终身制和兼职教师则属于非终身制教师。[2]
1．非终身制教师规模的扩张
1975年，美国经历了二战以来的首次经济大衰退。同年，美国大学里全职终身制教师在所有教师中的占比为36.0%，全职终身轨教师占20.0%，而全职非终身轨教师占14.0%，兼职教师占30.0%，终身制教师的比例是高于非终身制教师的。到2019-2020学年，全职终身制教师的比例是21.9%，全职终身轨教师为8.9%，二者合计为30.8%，比1975年减少了25.2%；而全职非终身制教师的比例为17.6%，兼职教师为51.6%，二者合计为69.2%，比终身制教师的比例高出38.4%。[3]在非终身制教师日益成为美国大学主要学术力量的同时，除了副学士学位授予院校终身制教师的比例从2009年的16.3%增至2019年的16.7%以外，其他类型院校终身制教师的比例都在减少，其中博士学位授予院校的降幅最大，十年间减少了6.4%，硕士学位授予院校减少了4.5%，学士学位授予院校减少了1.3%。[3]
如表1所示，根据2003年的数据，从美国大学教师的最终学位来看，无论是在何种类型的院校，拥有博士学位的终身制教师的比例都远超非终身制教师。在终身制教师群体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全职终身制教师比例略高于全职终身轨教师；在非终身制教师群体中，拥有博士学位的全职非终身制教师的比例高于兼职教师。[5]在具体的分工上，终身制教师主要承担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全面系统的学术工作；全职非终身制教师以教学为学术主业，同时还会进行一些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作为非终身制教师的主体，兼职教师基本上只从事教学工作。
表1 美国不同类型院校中终身制和非终身制教师最终学位的占比 下载原图
数据来源：E.Benjamin.Reappraisal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Research.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2003,123:79-113。
2．非终身制教师规模扩张的原因
聘用非终身制教师承担教学工作，在美国大学历来就有，但规模一直较小，不太受到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经济下行的背景下，非终身制教师规模不断扩张，节省成本是主要原因，学术精英取向也有间接推动作用。
(1）节省成本的经济理性主义。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采用助学金和贷款项目等形式资助高等教育，但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主要还是来自州政府。2008-2009到2018-2019学年，美国各州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减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中，除了副学士学位授予院校外，其他类型大学的生均经费投入从8100美元降至7100美元，平均削减了12.0%。[3]同期，各州政府对四年制大学的拨款从占州财政总支出的23.8%降至16.5%，削减了7.3%；对两年制学院的拨款从占30.5%降至25.9%，削减了4.6%。[7]为了应对政府投入的减少，一方面美国大学增加了学费，如2018-2019学年所有公私立大学的平均学费为24623美元，比2008-2009学年增加了4512美元，其中，公私立四年制大学分别增加了4099美元和9431美元，公私立两年制学院分别增加了1692美元和3482美元。[8]另一方面，大学还通过聘用更多的非终身制教师来节省人力成本。如1999-2019年，美国大学教师的平均年收入增加了5436美元，具体来看，全职终身制教师中，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收入分别从109781美元、80926美元和66723美元上涨至124671美元、87841美元和75102美元，但全职非终身制教师的收入从71190美元降至63153美元。[9]对于兼职教师，大学除了向其支付教学薪水以外，医疗、保险、福利、退休等费用都不在必须承担的范围之列，这也大大节省了大学的成本。因此，在大学看来，这种做法既合乎价值规范，又实现了资源的更优配置，真正践行了“经济上理性”的经济理性主义。
(2）日益等级分化的学术精英取向。
以兼职教师为主体的非终身制教师群体为美国大学聘用并严重依赖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其可以承担更多的教学工作。在博士学位授予院校，全职非终身制教师的教学时间比终身制教师多50.0%，在其他四年制大学，全职非终身制教师的教学时间也比终身制教师多15.0%。[5]作为非终身制教师的主体，兼职教师平均每学期教授4-5门本科生课程，大多数是基础核心课程，同一门课程可能要教1-5个班。他们大多为临时聘用，甚至每次只签订半年或者一年的合同，收入基本上基于承担的教学时数或课程数等，如果在一所大学任教所得的收入不够，就会到多所大学兼职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以繁重的教学工作作为自己的学术主业。[11]
当前，美国大学学术职业的分布状况是，占大学教师总数70%的非终身制教师以教学为主，其余的终身制教师是大学科研的主要力量。以教学为学术主业的非终身制教师基本上没有时间去开展科研工作，更无法获得在学术界通行的货币———“同行承认”，日益沦为学术职业的“边缘人”。而同行承认是学术职业的硬通货，越多的同行承认意味着越多的学术认可和学术资本，这也是成为学术精英的必经之路。在这种学术精英取向下，终身制教师普遍将学术重心放在科学研究上，以获得更多的科研成果和更多的同行承认。大量以教学工作为学术主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进行科研工作去获取同行承认的非终身制教师群体出现在大学校园里，不仅可以减轻终身制教师的教学负担，还可以避免有相同需求的同行群体的扩大及其所带来的压力，有利于终身制教师日益学术精英化。处于学术职业顶端的终身制教师对大学里非终身制教师群体规模的日益扩张持何种态度，答案无从知晓，但至少在这一方面他们是受益者。
非终身制教师规模的扩张给美国大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如本科生毕业率下降、共同治理被削弱、学术职业日益割裂等，并由此引发了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信心不足。
1．对学生的影响：毕业率下降
研究表明，非终身制教师的比例越高，大学生的毕业率越低，反之亦然。具体到美国所有大学，兼职教师每增加10%，大学生毕业率即下降1.4%；全职非终身制教师每增加10%，大学生毕业率即下降0.9%[12]，且不同类型院校受到的影响不同。究其原因，与非终身制教师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及其质量有关。因为缺少职业保障，以兼职教师为主的非终身制教师群体会更多采用保守、传统甚至降低评分标准等方式获取学生的好评，由此造成“兼职教师的任教课程数量与学生在未来学习中的成绩和保留率成反比关系，学生在大学第一学期接触兼职教师执教课程的数量越多，第二学期的保留率就越低、成绩越差，经常选修兼职教师开设课程的学生的转学率是不经常选修这种课程的学生的1.47倍，兼职教师指导的学生毕业率更低，从两年制大学转到四年制大学的机会更少”[13]。
除了课堂学习以外，大学生的学业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堂之外。所以，美国大学普遍重视教师在课堂教学之余给学生提供学业指导，都会要求教师留出固定的时间（每周几个半天或一天）专门在办公室为学生答疑解惑。一方面，非终身制教师因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而没有富余的时间，另一方面，非终身制教师的身份认同导致其责任意识不如终身制教师强，所以不太愿意利用课余时间来辅导学生。调查显示，在大学的人文学科领域，有38.8%的兼职教师在课余从来不辅导学生，仅有3.5%的全日制教师从不辅导学生，社会科学领域的这两个数据分别是41.7%和3.9%，而自然科学领域是43.4%和8.5%，所有学科领域的平均数据分别是47.2%和7.3%。平均每周愿意拿出超过2.5小时来辅导学生的人文学科兼职教师占32.0%，而全日制教师为85.9%，社会科学领域是28.2%和86.7%，自然科学领域是33.4%和83.4%，所有学科领域的平均数据分别是25.4%和83.0%。[5]相较而言，课堂教学质量不佳，加上没有课余指导，非终身制教师的大量增加对大学生的成长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2．对大学治理的影响：共同治理被削弱
“如同英国模式一样，美国模式综合了受人宠爱的教授控制和院校董事管理与行政控制等形式。但是与英国相比，教授控制力量较为弱小，院校董事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影响较为强大。”[15]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大学随意解聘教师的事件频发，为了维护教师的职业安全以及自由进行教学、研究活动的学术自由权利，1915年在杜威和洛夫乔伊等人的倡议下，美国第一个旨在保护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专业组织———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正式成立。该协会成立之际便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的原则声明》，呼吁建立终身教职制度，以捍卫教师职业安全和学术自由。[16]1966年，为了保障终身教职和提升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权利，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美国教育委员会（ACE）、美国大学和学院董事会协会（AGB）联合发布《学院和大学治理声明》，首次明确提出共同治理，即决策过程中基于教师和行政部门各自特长的一种权力和责任的分工，是双方共同工作的一种承诺。[17]因为“学术治理太过重要，所以不能完全置于教授之手，也不能完全置于董事之手，要求双方共同参与”[18]。随后，共同治理理念被90%以上的美国大学逐渐接受并践行，日益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以及“美国高等教育推向全球的最有价值的出口”。[19]
虽有共同治理这一理想的治理模式，但现实中学术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的博弈从未停止过。非终身制教师数量的增加，大大降低了大学教师参与共同治理的力度：一方面，非终身制教师比终身制教师更容易屈服于行政管理人员的压力；另一方面，终身制教师不愿意分享和让渡治理权力给非终身制教师。[19]同时，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也在增长，从2011-2012到2018-2019学年，美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下降了2.1%，而大学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增长了12.2%，所有终身制和非终身制教师的数量仅增长了6.4%。同一时期，行政管理人员的收入增长了19.4%，终身制教师的收入增长了13.7%。[21]由此可见，在非终身制教师参与大学共同治理的意愿和现实条件都不充分的前提下，大量聘用非终身制教师，不仅减少了对教师群体的投入，而且削弱了教师群体在共同治理中的力量。行政管理人员不仅数量和收入在增长，在大学共同治理中的权力也得以扩张。如表3所示，2001-2021年间，除了不能直接上课以及在终身制教师聘任事务上的权力有一些弱化以外，行政管理人员在大学其他各个领域甚至科研项目、教学课程等学术事务上的权力都在强化[22]，共同治理逐渐被削弱。
表2 2001-2021年间美国大学共同治理力量的变化 下载原图
数据来源：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The 2021AAUP Shared Governance Survey:Findings on Faculty Roles by Decision-Making Areas.https：//www.aaup.org/sites/default/files/2021-AAUP-Shared-Governance-Survey-Findings-on-Faculty-Roles＿0.pdf.
3．对大学学术的影响：学术职业日益割裂
营造学术共同体一直是各国大学学术职业努力的方向，这不仅需要有以学术研究为志业的大学教师，也需要他们依据自己研究旨趣中的共有因素而连接起来，从而形成可以共同发展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一定是对成员具有强制力的实体组织，但可以维护大学教师自由探究的独立精神，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大学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力量平衡。随着非终身制教师规模的扩张，美国大学里，不仅大学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共同治理被削弱，同时还带来了大学学术职业的分化。具体来说，终身制教师群体在科研、终身教职聘任等事务上享有一定的学术权力，非终身制教师则以大量的教学工作为学术主业，既没有研究旨趣和研究时间，也没有研究成果，在大学里基本没有什么权力，因为收入不足，甚至有近25%的兼职教师需要接受政府的援助，包括医疗援助、儿童健康保险、贫困家庭补助等。[13]非终身制教师规模的扩张，不利于学术职业的发展和学术共同体的打造，也使美国大学学术职业逐渐呈现为金字塔结构：处于优势和精英地位的全职终身制教师、为取得终身教职而努力奋斗7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全职终身轨教师、数量最多且承担工作最繁重的非终身制教师，处于金字塔底层的非终身制教师几乎没有机会获得终身教职。因为收入、身份、地位等多方面的原因，非终身制教师与终身制教师之间很少有沟通与合作，甚至处于对立状态，造成了严重的学术割裂，既不利于非终身制教师的成长，也不利于终身制教师的发展，更不利于大学生和大学的发展。
4．对美国社会的影响：高等教育信心不足
20世纪末以来，在非终身制教师数量日益增长的同时，美国25-34岁人群中接受并完成高等教育的比例也从2009年的47%逐渐下降到了2019年的42%，在OECD国家中排第16名。[24]尽管不能说这一数字下降是非终身制教师数量的增长直接造成的，但非终身制教师数量的增长及其所导致的高等教育毕业率和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对此也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非终身制教师仅仅将教学视为生存的需要，而非自己终生的事业和学术追求所在，所以他们不愿意在教学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愿意进行积极的尝试与创新。2015-2016学年，美国相关机构对美国大学教师的职业投入意愿和职业风险承担意愿等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进行教学方法实验、教学内容变革，还是启发学生批判性思考、反馈学生作业等多方面，终身制教师的意愿都远超兼职教师。[25]这除了对高等教育的质量与发展不利以外，更不利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肯定与认同。
随着20世纪末以来美国大学学费的迅速增长、政府助学贷款的减少，美国民众的高等教育成本承受能力一直呈下降态势。与此同时，以教学为主且进行教学改革等意愿较低的兼职教师等非终身制教师越来越成为大学的主要教师群体，这让美国民众不得不质疑“接受高等教育的价值和必要性之所在”[26]。的确，当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沦为没有学术旨趣的教学机器，大学里充斥着为了生计奔波的代课者以及既不进行科学研究也不进行教学创新的学术“边缘人”时，还有多少人愿意在支付能力下降时购买质量日益下滑的高等教育呢？2010-2019年间，美国15-64岁人口仅减少了1.57%[27]，同期美国授予学位的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共招收了1020万名全日制本科生，比2009年减少了80万，降幅为7%。[28]由此可见，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不足。
终身制教师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捍卫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权利，让大学教师可以在相对安全和自由的环境下开展教学和研究等学术活动，从而确保学术质量。非终身制教师群体的出现则是节省经济成本、学术精英取向等多股力量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高等教育毕业率、高等教育人口比例、高等教育质量和信心下降以及学术职业割裂等问题出现并日益严重。为了寻求理想与现实、学术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美国社会各方试图寻求一些更为具体的折中方案。
1．控制非终身制教师的比例
为了在经济成本和高等教育质量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美国社会普遍认为，应将非终身制教师规模控制在一定比例内，至于具体比例，应结合各大学的具体情况，但最多不应超过教师总数的30%．比如，为了减少非终身制教师带来的影响以及提高本州高等教育质量，加利福利亚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将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终身制教师比例提高到75%以上，也就是非终身制教师的比例不能超过25%。[11]为此，加州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系统的投入，每年的投入增加1.3%。除了加州提出的25%的比例限制以外，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也呼吁非终身制教师的比例最好不要超过大学里担任教学工作的所有教师总数的15%。[11]
2．减少兼职教师的数量，聘任最合适的兼职教师从事必要且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
除了控制非终身制教师的比例以外，还应减少非终身制教师群体中兼职教师的数量。在当前美国的非终身制教师群体中，兼职教师数量是全职非终身制教师的三倍。美国大学里有超过一半的是奔波辗转于多所大学、除了上课没有任何时间与学生沟通、不从事学术研究的兼职教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美国大学协会（AAU）等认为，邀请专业领域的业务精通者和成就者作为兼职教师来给大学生讲授具体的实践知识和经验等，本是为了缩小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但随着兼职教师群体规模的增长，兼职教师主要由专门的代课者构成，他们既没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也没有精湛的实践经验，这违背了招募兼职教师的初衷，也对大学学术职业、高等教育质量造成很大的危害。相较而言，全职非终身制教师尽管是非终身制，但在一所大学稳定工作，除了教学以外，同时还会进行一定的科研、社会服务等工作，学术事务也更为全面。因此，大学在控制非终身制教师比例的同时，还应以招募全职非终身制教师为主，如需招募兼职教师，也应基于课程和教学的需要，聘任最合适和最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精通者。
3．打通非终身制教师的学术晋升渠道，以严格的标准和严谨的流程招募和评价非终身制教师
相较而言，非终身制教师特别是兼职教师既缺少专业发展的时间，也缺乏专业发展的机会。所以，在整体控制非终身制教师的比例并提升全职非终身制教师在其中的比例的同时，还应打通非终身制教师学术晋升的渠道，使他们有机会晋升到终身轨和终身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以终身制教师的招聘标准来招聘非终身制教师，不是将其视为代课教师或者“边缘人”，而是以“后备军”、“可替代者”、“可晋升者”等的身份来肯定和认同。[31]与此同时，应对非终身制教师实施严格的考核，使其有晋升希望和机会的同时，能致力于教学、科研等各项学术工作，实现个体自我和大学的共同发展。当晋升渠道打通之后，所滋生的是希望，也带来了认同，“学术体系内部的流动，培植了集体身份感的形成”[1]，同时还带来了竞争，而竞争正是新公共管理运动、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指向。真正富有成效和高质量产出的大学教师并不排斥一定范围的绩效管理，在必要的绩效管理中脱颖而出，才是真正帮助他们获取学术资本和赢得学术声誉的路径。[33]
从上述这些声音可见，美国社会力量努力在现实基础上去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职业体系，其中，终身制教师处于顶层，终身轨教师处在中层，而以全职非终身制为主体的非终身制教师是基础层，从基础层到顶层实现开放与互通，全体系贯以严格的评价标准和要求。但是，在非终身制教师特别是兼职教师已成为学术职业主要力量的背景下，这会是一条可以实现的折中道路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等在高等教育领域构建了一种以市场、竞争、绩效为核心理念，以成本-产出控制、绩效评估、目标管理、质量保障为运行机制的新秩序。[34]美国高等教育首当其冲，成为新秩序的应对者和适应者，非终身制教师成为大学学术职业的主要力量便是其对市场、竞争、绩效等的最好应答，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行政管理力量日益兴盛、学术专业日渐式微的重要印证，美国社会力量所寻求的折中道路只是不得不接受现实的竭力抗争。与此同时，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瑞典、芬兰、荷兰、瑞士等国自21世纪以来，纷纷效仿美国的终身轨教职制度。作为现代大学的发源地，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和学术职业一直以传统的学术社团为特征，以严格进入后直接终身制为主要特色，它们引入强化目标管理和绩效评估的终身轨教职，看似美国大学学术职业模式对欧洲的侵袭，实则是市场与学术、竞争与自由、绩效与安全等相互博弈后市场、竞争、绩效等取胜的结果，也是传统学术社团不得不逐渐让步于现代组织管理的现实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以非终身制日益主导大学学术职业这一发展路径是否会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而如何维护大学学术职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从而确保高等教育系统和学术系统的生命力与活力，这不仅是美国，也是世界各国在学术职业变革过程中需要全面思考与谨慎应对的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