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彬
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
摘 要：
伴随系统规模的扩张，如何驱动高校迈向预定和有利的多样化成为各国面临的普遍议题。国外一般从高等教育系统或院校外部层面理解高校多样化，并从政府与市场两个维度解析其驱动因素。从院校分化的观念、分化进程中院校假设和环境因素的作用范畴等层面来看，两种观点存在一定共性和冲突，这反映出相关研究的片面和院校分化现象的动态化、持续性和多维性。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当前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要求高等教育部门尽早启动院校结构布局规划，应树立正确的分类发展观，平衡院校分化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力，处理好系统分化与规模扩张的关系，增进高校外部环境和内部办学要素的多样性。
关键词：政府干预;市场调节;普及化;高校分类;高校多样化;
(一)高校多样化的语义特征
高等教育领域的多样化是一个含义广泛且分歧严重的概念。国外用院校分化、差异化、多样性等表述与国内语境下高校分类、设置同等的意义，并将其理解为高等教育系统演化的结果、未完成过程、甚至阶段性产物。如彼得·赫尔肖克(Peter D.Hershock)认为，多样是量上的多样，多样性则是质上的多样，是自我维持的、差异丰富的一群个体所构成的复杂的利益共同体，它们多样化地协调和依赖产生新兴模式的交互形式。1国外研究一般从高等教育系统或院校外部层面理解高校多样化，视其为特定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同层次和类型高校的组合模式与构成方式，包括横向与纵向两种多样化形态。多样化的对立面即院校的同质化、均等化。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包括两层意义：高校的层次差异属于“纵向多样化”,而举办主体和办学形式的不同属于“横向多样化”。2
(二)高校多样化的范畴
高校多样化显然是一个高等教育结构性用语，但不同时期、不同系统的关注重点差异明显。在我国，高校多样化与院校类别、层次结构相关。大众化前，高校多样化的意义是相对精英教育理念下高等教育集权制管理、统一化而言的院校特征的多样性。3扩招和大众化初期则重点关注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多样化；进入新世纪，高校多样化则覆盖机构类型、层次、形式、办学主体和服务面向的不同，及因需求和个性差异而带来的专业、培养目标、教学方式和管理制度的差异。4
高校多样化研究在国外处于不同的研究域。在美国，二战以后对多样化的关注可能与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相关，但现今“多样化”有特定含义，专指平权运动中提出的高等教育应给黑人、少数民族和妇女等原来难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以同等地位的措施，具有反种族隔离的政治色彩。他们反对把“多样化”一般地理解为因人的个体差异而采取的多样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措施。5在加拿大，院校多样化在19世纪中期可归为“宗教多样性”的政治议题，而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才聚焦于专业和功能多样性等教育问题，而它们共同连带性问题是院校多样化可能对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经费分配产生影响。6
(三)高校多样化的驱动因素
高校多样化是院校分化的自然结果。古往今来，高校分化如此普遍，以至于，整个高等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大学分化的历史。组织分化演绎出多彩的高校多样性，然而，“对于多样性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或者如何培育多样性，几乎没有一致的意见”7。总的来说，院校多样性是不同的，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力量的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包括明确的国家法规、政策和经费筹措工具，也包括那些在国家多样化方法中容易被忽视的奖励和激励措施，如质量保证标准、职业发展实践、利益攸关方的价值观和支持、区域政策和支持、国际的和科学的发展及学术价值观等。8安德鲁·柯德林(Andrew Codling)与林恩·米克(V.Lynn Meek)则归纳为环境、政策干预、拨款、竞争与合作、排名等五个因素9。总之，国外研究一般认为，高校多样化的驱动力源于政府与市场两个主体，亟待澄清的问题在于：“差异化系统更有可能是由一个强有力的、规范的政府创造的，还是由在类似市场环境中运作的自治机构创造的”10。
(一)院校趋同的天性假设
政府干预派认为，院校先天有着趋同发展、抵制分化的天性。自治的高等教育机构并不试图发展一种不同于所有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形象。每个机构不会主动谋求合适的生态位，而是由收入和地位最大化所驱使。因此，高等教育机构自然倾向于模仿其他成功的机构，从而有效地限制了系统分化。11这种趋同天性也可用院校的传统来解释。它源自中世纪大学的学术保守主义，以至于大学总是坚持与政府和社会保持一定张力，强调坚守自身学术传统的至上价值，声称只有通过渐进式内部措施方能推进组织变革；当下这种天性所滋生出的学术资本主义四处扩散，使得机构间的地位竞争不断膨胀，造成更为严重的学术漂移和组织趋同。
基于这种假设，由于院校近乎顽固的保守，只有通过有效的政府政策和法规，这些变化的驱力才能朝着增强差异性的方向发展。政府政策可以有效纠正院校趋同倾向，通过遏制学术保守主义、地位较低机构的模仿行为，维持现有的和正式规定的多样性水平。加州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复杂的三方结构监管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尽管该系统内部存在紧张关系，但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似乎成功地防止了均质化过程的发生。杰伦·胡斯曼(Jeroen Huisman)等甚至进一步指出，高等教育系统中人为划定的界限(如二元制高等教育系统)正保存着现存的多样化水平，但政府赋予高等教育机构更多自治权的政策也鼓励了这些机构向最有声望的大学看齐。12
(二)政府干预的分化效用至上
政府干预促进院校分化的正当性有时基于市场调节方式的不足。与倡导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相比，政府干预至少可减少盲目的组织分化，为整个系统的多样性赋能。同时，政府干预非但未压制院校竞争，反倒鼓励院校竞争上位，提高组织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的响应能力，但事实上市场调节下院校竞争的盲目性常被视为院校信息失真所致的组织趋同的函数。原因在于，增加消费者自主权并不会自动提升高等教育机构对社会需求的反应能力，也不会增强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相反，这些机构的行为是由另一个市场条件即对机构声誉的竞争引发的。13显然，高等教育市场中所充斥的一流大学排名莫大地激励了院校竞争，而排名本身是简化的、信息不充分的、单一科研导向的透明工具，高等教育消费者难免受其误导，这反过来直接影响院校的战略愿景。可见，高等教育领域消费市场机制的运行并不顺畅。出于矫正市场调节失灵的立场，政府干预更能实现院校的多样化。无论对于多大规模的系统，政府监管机制的创新对高等教育系统结构有重大影响。乌尔里希·泰希勒(Ulrich Teichler)也发现，欧洲高等教育越来越受到自上而下的激励和惩罚机制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机制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14
(三)政府主导分化的干预手段
政府促成分化的常规做法在于行政直接干预。研究者憧憬这样的院校多样化图景：每个学院和大学都有足够不同的战略任务、研究概况和学术项目，差异化的一般原理是通过激励每个机构建立其特定的、公认的优势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建设、提高组织效率和有效性。为达至该目标，应寻求通过让每个机构制定自己独特的战略计划并随后确保每个机构遵守该计划来引发更多的差异化。15必要时，政府可不惜直接主导院校合并和系统重构。正如南非正大刀阔斧地重构高等教育机构结构一样，而这得到了南非高等教育协会的完全支持，因为这种体系至少在理论上使高等教育机构拥有不同的发展轨迹成为可能。16
相关研究与实践赞成引入市场元素改良院校多样化政策工具，比如研制院校透明工具。如果说过去国家级的高等教育分类体系基本上是以中央政府用来管理和控制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一种手段而存在，而当前则更倾向于出台新形式的透明工具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如中日两国官方层面的大学排名和评价项目、院校数据库等，这些直接促进了系统的分化。17当然，在同构理论者看来，这些工具本身并不能增加院校多样性，还应配合正当的资源竞争政策。人们可能会认为，政府直接或间接资助的机构范围越有限，就越需要政府更多地参与，以便在可获得政府财政支持的有限机构范围内实现多样化。根据这一推理，政府可以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两个工具以增加机构的多样性：向更多的机构提供政府财政支持，并区分机构的资金和任务。18
(四)分类管理的两面性
尽管政府干预论者极力诠释院校分化中自上而下力的强大，但是，人们并不清楚如何实现高等教育系统多样性的增加。同时，许多已经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并不总会产生预期的效果。19这令分类管理面临的如下挑战和质疑加剧。
其一，院校分化工具的标准化。反政府干预者认为，政府分类管理政策因过于刚化，同样会趋向于强化院校类型设置的制度依赖。在我国，“在政府过度的行政干预下，办学自主权难以落实，大学之间的管理模式日趋同质化”20。类似案例在国外并不少见，如在非洲，政府通过建立新大学来提高高等教育系统能力，相关政策常使用一种基本大学模式，这意味着新大学试图成为现有大学的“克隆”。21有些学者对院校分化政策功用进行了中肯的评价分析，他们承认院校分化现象的复杂性，部分肯定了政策工具对于院校分化的正面作用，从而指出，“政府的政策规程有助于保存高等教育系统中现有的多样化水平，但是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合并行为也进一步促成了同质化而不是多样化”22。
其二，分类管理结果的等级化。在已建成的分类系统中，包括加州高等教育系统，政府巩固院校等级制度并使其合法化，院校纵向分层甚于横向分类。伊万·布雷克利埃(Ivar Bleiklie)对比系统整合前后院校自治的变化对此进行解释。他认为，在政府实施系统整合之前，处于自治状态的院校形成了一种自然发展秩序。而整合一旦开始，将意味着政府运用正式规则实现组织的标准化，用具有韦伯意义的等级次序限定组织位次；建立统一原则，通过普通学位和职业结构等手段组织机构间的关系。由此，等级秩序最终将完全取代自然发展秩序。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越来越频繁地通过立法和其他措施干预院校发展，要求多样化特征丰富的机构适应声望等级排序，并按这种规则与那些起初被认为不同类的其他机构进行排序”23。
其三，部门监管下的环境趋同。主张环境与组织多样性具有相关性的观点源于生物学，后来却被移植到组织理论中。24生物学认为，生物多样性的应有之义涵盖了环境的多样性，生物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面镜子，从侧面反应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特征；同时，不同物种间不仅存在普遍的共同进化现象，而且与其赖以生存的无机环境相互影响、共生发展。根据这种观点，环境压力(尤其是政府监管)以及学术规范和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是影响高等教育系统分化和去分化过程的关键因素，对于院校横向多样性而言尤其如此。25而集中式的政府干预则习惯强化中央部门的权力，收缩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自治权，产生了许多统一化的标准、制度政策、管理文化，营造一致的组织生存氛围，使得院校欲分化而不能。
其四，竞争性拨款导致分层趋同。国内钦定式的大学建设项目曾饱受非议。由于国家将财力集中用于一些规模较大、学科实力较强的高校，将使中国高校不由自主地向分层分类方向发展，形成“等级结构”。26而普遍地，如果说在20世纪，各国主要通过全面的规划和经费筹措制度管理高校，那么进入21世纪，这些手段则被各种形式的监管、以卓越为导向的选择性政策所取代。27由此可以假设，高等教育系统资源和声望的分配越来越多地由等级秩序决定，这使各机构在纵向上更加多样化。28而随着系统横向多样性对于组织和资源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大学倾向于模仿所谓的成功模式；通常，研究型大学在主要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而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全球行为者，这取决于它们在全球的地位。29
(一)院校分化的规模假设
国外关于高等教育多样化、多样性的讨论，多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或大众化有关。在归纳院校分化和多样化的动因时，马丁·特罗(Martin Trow)曾以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描述院校结构的变化，将院校多样化与大众化紧密联系起来，解释规模与质量的矛盾，并且非常强调大众高等教育中多样性的需要。随着年龄增长，他对国家在创建大众高等教育体系中所起的良性作用越来越怀疑，认为多元化最好通过保持传统形式的学术治理(和学术自治)来表达。30
后续他人的研究甚至走得更远，企图建立两者的因果关系，甚至认为市场需求不仅能催生强大的系统扩张动力，还能驱使院校以多样化回应日益高涨的、多样性的社会需要。这不无道理，大众化与多样化的齐步并进自然令我们产生联想。显然，四五十年前，高等教育基本上是指传统的研究型大学，然而这种情景已今非昔比了。当前精英大学和“象牙塔”大学的模式正得到重塑，高等教育更加多样化，更接近于由更多人口参与的拼凑模式。而且，在许多国家，大众化进程导致了可替代传统大学职能的新高等教育机构的诞生。31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机构承担了比过去更广泛的职业准备责任，因此产生了巨大的体制差异，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受众的需求。那些在过去精英教育阶段未曾发生过的机构分化事件，在规模扩大的催化作用下，无疑更为司空见惯了。
(二)市场调节的院校自主崇拜
系统多样化的动力源于院校自主性，市场调节派对此深信不疑。早先，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曾从知识体系自身的日益复杂导致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和之间不断分化这个角度，反思高等教育系统与生俱来的分化能力。他认为学生多样性的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增长、新学科的出现与发展这三种力量决定了机构的多样化进程。32近来，制度主义、组织认同、资源依赖、生态学、战略选择等理论视角被迁移到院校分化研究之中。33相比前两种理论基于社会建构和互动对院校同构现象的生动解释，后三种视角则出于组织不断收紧的生存环境、空间、资源等角度，对市场作用于院校多样化的机制和条件进行了更为立体的描述。
尽管视角和结论各异，但这些观点无不基于院校分化的理性主义假设，即：由于有限理性的存在，个体会改变其行为和组织模式以适应环境变迁，追求个体价值的最大化，组织转型因而被视为行动者在市场作用下自主确定最优分化路径的结果。在这种观念下，院校分化往往表现为一种自主、自我激励的行为，院校多样化与政府干预无关，后者甚至会阻碍前者的发展。大众化、竞争加剧和机构分化所带来的挑战也会驱动院校内部的专业分化，以便使更为大众化的专业能适应当地特殊需要，并满足在教育、社会和文化背景等方面更为多样化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学生的学习需要。34
(三)市场监管分化的竞争元素
市场以竞争机制驱动院校分化。相关研究假设，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中的市场竞争倾向于促进和增强机构使命和类型的多样性”,甚而，“参与的增长会导致更大的多样性，前提是政府退后一步，允许市场竞争自由前行”。35这里涉及四种元素。
一是市场需要的多样性。教育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对加拿大、美国、英国等系统集权规划下教育扩张的各种失败案例进行分类研究，每项分析都表明，政府或机构领导人的集中规划若不能充分满足教育消费者的需求便会受阻。36二是资源的稀缺性。在资源短缺的时代，市场在促进机构类型和专业多样化方面越来越被认为比国家监管更有效。37罗杰·盖格(Roger Geiger)也指出，在资源稀缺的时候，生存之战是在市场协调下进行的，机构会多样化地寻求市场定位和新客户。38三是院校透明工具的影响力。主要全球一流大学排名正影响着院校资源分配和办学重心调整，大学校长们对排名爱恨交加，尽管有人抱怨排名驱动的文化和所使用的方法，但管理者和教师经常把它们作为衡量机构地位的一种手段。39而对于卡内基分类法，院校关心的是如何“提升”大学所处的类别，以及如何调整学校的课程、专业设置、研究经费项目或学位授予数目等方面，从而使学校能被划入“更好”的大学类别。40四是高等教育的私有化。私有化被国外视为实现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重要一步。私立高校灵活地满足了高等教育市场的需求，填补公立高校教育服务的空当，也有助于弥补教育资源不足，从而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一些国家还广泛依赖私立营利性机构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导致私立院校的数量大幅增加。
(四)市场驱动分化的两面性
一些研究者同样质疑市场神话的真实性。他们认为，高等教育作为特殊的部门，办学信息的不充分、传统文化和惯习的强大、先天对效率的抑制，使其本身并不具备完备的竞争市场的特征。这样看来，市场调节院校分化的作用范畴和结果同样不那么可期了。
其一，多样化与大众化未必同步。院校多样性的图景自精英教育阶段便已逐渐形成；已形成某种共识的高等教育类型，如经典的“先生大学”与“学生大学”、中世纪古典大学、德国研究型大学，这些机构并非出现于大众化时期。同时，当发达国家相继于20世纪60年代进入大众化时代，美国社区学院、东亚的私立大学、德国高等专科学校等“旧机构”对大众化进程贡献巨大；彼时，较之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机构类型扩充却相对单调。以高等教育最具多样性的美国为例，罗伯特·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和克里斯托弗·墨菲(Christopher Morphew)分别对1960-1980年和1972-2002年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变迁进行研究，但结果更为悲观：尽管整个系统在剧烈地膨胀，但其多样性程度并未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41
其二，高校自主分化的动力不足。市场调节派肯定并突出机构自决之于院校分化的重要性，但却似乎高估了院校利用这种自主权的能力和水平。荷兰政府于1985年宣布改变其政府高度监管的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实施以“远程政府控制和增强的机构自主性”为特征的监管政策，突出市场导向，增强院校灵活性以实现系统多样化的目标。彼得·马森(Peter Maassen)和亨利·波特曼(Henry Potman)对这些政策的分析表明，“所有政策创新似乎都导向了同样的同质化方向”,“高等教育机构并未有效形成有意义的、差异化的组织特征，相反却似乎会出现各种同质发展倾向。”42由此可见，院校自主分化观的过于自信势必会适得其反，降低多样化进程中市场机制的效果。
其三，市场竞争下组织变革的路径依赖。竞争驱动组织转型似乎也不可靠，“没有研究证据表明，完全基于竞争和选择的市场原则的政策会刺激大学的创新和创造力，更确切地说，它可能会产生谨慎、紧缩和顺从的心态”43。竞争政策虽在加强，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表现出去分化而不是分化行为，强烈的学术价值和标准以及高等教育的学术倾向抑制了多样化的增长。44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对此作了“路径依赖”式的解释。他认为，大学的转型总是先从大学基层单位和整个大学的若干人开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治的大学总是能自决、自主地实现转型，相反，“它们可能为过去生活，而不是面向未来。它们也许满足于过去的成就，而不愿有所前进。它们可能通过非正式的协议，决定和同类院校亦步亦趋，一起沉没或者一起游泳”45。
其四，市场分化工具的式微。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并不总能驱动高校分化，史蒂文·布林特(Steven Brint)等人就发现，不同细分市场和阶层对特定市场信号的反应不同，地位较低的机构才对劳动力市场信号的反应更强，而地位较高和选择性较高的机构对捐助者优先事项的信号反应更快。46同时，由于过于看重学术表现，透明工具对高校横向多样化的负面影响客观存在。如加拿大《麦克林》杂志的大学排名非常重视三大研究理事会的研究资助，该国高校将被激励提高其研究能力而不再强调本科教学，地位等级的存在将增强同质性而非差异性。47最后，私有化推进院校分化的功用有限。在拉丁美洲、亚洲和东欧等私有化发展较快的区域，私立院校虽推进系统扩张，但往往与公立院校争夺同样的潜在生源，对增进院校多样性贡献甚微。48
(一)结论
其一，政府与市场争议的实质与分歧面，体现在院校分化观、分化进程中的院校观、竞争观、需求观和标杆观的看法存在差异。
所谓分化观，即对院校分化的观念、作用和现状等的看法。两种观点聚焦于分化进程中一些促动要素和归因的讨论，包括：院校分化假设，即院校发展的本性是趋同还是求异的；竞争假设，即分化中组织竞争是否必要、进而如何保持其有效性；规模和需求假设，即院校分化是否与扩大的教育人口和不断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相关，甚至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反应还是压迫下的结果；标杆假设，即分化进程中是否需要一定的榜样，如各种正式的法定身份、认证、评估甚至排名、分类等透明工具，及基于学术声望和地位的多样化拨款工具等，如何发挥这些标杆的分化示范作用。
两种观点对以上论题已形成一定的共识。相关研究均肯定，院校分化作为机构响应内外部刺激的自然反应，有助于满足系统结构优化、组织功能扩展、外部市场和学生就学多样化等需求；多样化的根本动力在于院校自决，组织竞争和环境氛围有力地推进了院校的分化；市场需求和系统规模扩张的要求若非直接触动多样化，但至少部分改变了组织的形态和结构；榜样院校的分化效果以及标杆工具的引导，均会引导院校趋利避害、选择分层模拟或差异化战略，实现系统多样化。
当然，两派的院校分化观差异非常明显。政府干预论者认为，院校分化是可预期和可控的，由于院校具有趋同和模仿的组织天性，而市场需要和竞争存在盲目性和误导，因而必须通过强力的政策工具，包括引入法律、规划和政策工具，甚至不惜采用绩效拨款和透明工具等仿市场手段，才能令院校实现理性的多样化；而市场调节论者则指出，院校分化所具有的自发性特征只能回溯和描述却无法控制，院校作为“理性人”会依据市场趋势，在正式和非正式竞争工具、标杆作用下，灵活选择趋同或求异发展战略，因而在这种状态下系统规模扩大必然增强机构的多样性。
其二，高校多样化观点的纷争，反映出院校多样化理念的混淆、相关研究的不足。
首先，理论和实践层面对于多样化、多样性、差异化等概念本身就存在着争论。自大众化阶段以来，国外高等教育组织学者纷纷转向于院校多样化研究，由于所立足的多样化背景、需求的差异，且受到自身经验、立场及理论背景的影响，产生了迥异的多样性观点和院校类型观念。识别多样性的前提在于界定院校类型，正如物种是生物分类的基本分类单位一样，院校类型是考虑高等教育多样性和多样化的基础。然而目前却还没有基于其性质的高等教育机构类型的精确定义，使得多样性很难定义和衡量，甚至更难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49
同时，虽然国外政策实践比较关注院校多样性问题，但涉及这一领域的方法论研究、实证研究屈指可数。由于研究不足，对于高等教育系统多样化发展的现状如何，现有研究结果存在极大反差。如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新功能的出现或知识体系的日益复杂，以及学生群体和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多样化，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其他人则认为，由于学术漂移和竞争模仿、中央集权和统一的政府政策，以及学术保守主义的存在，高等教育系统是“去分化”的。即使对于同一系统，合并、院校排名等工具是否有助于院校多样化，观点的冲突异常激烈。
另外，关于理想多样性的观点在不同层面存在差异。争议较大的议题包括：异质性或同质性应维持在什么范围才更好；机构间或机构内的多样性应处于何种程度；如何划定、软化和模糊明晰的组织差异；多样化的正式要素(即类型和层次差异)或非正式要素(即各机构或其下属部门间的声誉或形象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最有利于多样化；以及多样性是否主要取决于垂直维度(如质量、声誉的排名),或者还受横向差异(如课程目标和机构概况)影响。50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市场化、数字技术的出现则令使这些议题更为复杂。
其三，两种观点的冲突，一定程度上还反映出政府与市场之争的片面性。
对于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讨论，错误地从院校多样化的效果、收益来评定其驱动因素。正如佩德罗·努诺·特谢拉(Pedro Nuno Teixeira)所言，这场关于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功用的辩论，基本上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满足公众偏好、通过项目和机构多样性增加社会价值、利用市场竞争作为实现多样性的政策工具等假设都是微观经济学的经典假设。51显然，高等教育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竞争市场，部门效益更无法用经济收益进行衡量。可见，政府和市场力量均是双刃剑，都可能引发院校的趋同化或分化，两者均“意外地”触动着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不受控制的变化。
两种观点均狭隘地聚焦于高校的外部多样化，即从院校类型和形式等外部层面讨论院校多样性。应该看到，单个机构各部分间的职能差异可能比多个同类甚至异类机构间的差异更大，有时这种内部变化更富多样性意义，而且学术界与外部伙伴合作的愈发紧密软化了机构类型的边界。因此院校不应成为探索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唯一关键单元。52相反，院校治理结构、办学愿景、院系和学科专业传统等内部要素的多样性更为稳固，而正是这些微观元素的差异才成就了院校和整个系统色彩斑斓的多样性。
相关研究主观地以一种分散性思维方式解构院校分化，忽视了其中政府、市场、其它因素的交互影响。市场机制越完善的系统越能证明这种互动的多维性，詹姆斯·费尔韦瑟(James Fairweather)就指出，在美国，假设市场和政府政策是实现学术“多样性”的替代性、可区分的方法，其中一种力量倾向于导致比另一种力量更大的多样性，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相反，对于院校多样化最好理解为各种形式的市场、政府政策、学科协会和机构行为者的复杂互动的结果。53在多因素交互下，单独探讨政府、市场对院校分化的“净影响”无疑并不可取。
其四，高校多样化动因非常复杂，理想的高校多样性是相对的、暂时的。
高校分化现象非常普遍，驱动因素多样。高等教育多样化和同质化可能同时发生，而且由于对高等教育多样化理解的偏差，人们可能会被高校分化的假象所蒙蔽。根据对美国的研究，不同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安排似乎有可能促成了其相当大的制度多样性，但不清楚这些差异中哪些促成了院校多样性，哪些又不相关。要确定院校分化的原因，需要检查更广泛的数据，可能需要较长时间。54正如邬大光所言，“大学分化的路径是多样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轨迹；大学分化的动力是多样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动力器’”55。
适切的高校多样性具有相对性，系统的最优结构及其合理性缺乏公认标准。在一些国家中，大学正日益朝着缺乏多样性、特色相同的趋同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力量又在全力以赴地与大学的趋同化和同质化作斗争，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这种矛盾冲突。56过度分层或扁平的院校结构固然不可取，但这两种力量的常态竞争又令不同系统呈现出各异的、与系统生态良好兼容的分化路径，结果或者趋同或者差异化，均赢得了研究者的支持。由于系统环境和院校传统的差异，适于美国的多样性无法迁移到其他系统中，反之亦然。
理想的高校多样化是暂时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演进并不一定意味着先前阶段的形式和模式消失或转变。相反，每个阶段都存在于一些机构或其下属部门中，而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在演变，以承载更多的学生和下一阶段更广泛、更多样化的功能。新机构的加入不断改变着新老机构的身份和系统结构布局，而“机构创新和同构间有趣的动态变化本身可以理解为一个‘身份形成’过程”57。同时，各国经常存在矛盾的政策，试图同时发展和维持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这往往会使整个系统变得潜在不稳定。58从分化进程来看，“无论是集权制、分权制和市场调节，当它们长期支配高等教育时，都会逐渐走向僵化”59。
(二)启示
其一，立足高等教育实践差异，吸收国外高校多样化策略的合理成分。国外高校多样化策略分歧严重，但均突出以市场力量牵引为主、以政府干预为辅的政策导向。这些讨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晰政府、高校、市场三者在高校多样化中的角色与关系。我国高校分化问题有着特殊的背景，需同时应对扩张规模与提升质量两项任务，满足社会和政府的需要，这也决定了我国高校多样化将走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以政府干预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分化路径。
其二，尊重高等教育结构和管理传统，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高校多样化实践和研究问题的核心，在于平衡政府与市场在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中的权责关系。应继承和发扬高等教育结构特色，探索高校多样化的中国模式、提供院校分化的中国方案。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结构调整的宏观指导功能，做好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和数据库。另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主导作用，完善分类管理制度机制，引导院校理性竞争和分化。
其三，顺应学生需求多样化趋势，处理好院校分化与规模扩张的关系。国外研究表明院校多样化与系统规模扩张至少表现为一定的相关关系。普及化背景下，应高度重视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市场需求的各类变化，应加强高等教育市场研究，基于此分析各类院校的分化意愿，进一步优化分类管理的院校结构设计方案。同时，应兼顾规模与效益的关系，提前谋划与高等教育普及化相适应的院校架构，从普及化阶段的各种矛盾入手，做好院校结构调整布局规划。
其四，研制多元化的透明工具，增进院校外部环境的多样性。“环境越同质，越会导致组织的同质化发展，而环境越多样化越能促进组织的多样化。”60为增进高校环境的多样性，应善于利用排名、评估等透明工具描述院校分化的趋向。“如果我们希望保持甚至增加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就必须开发不同的排名工具，借此比较不同形式的机构绩效。”61应引入政府、行业企业、第三方机构、高校、学生及家长等多样化的主体参与工具的制定与实施，体现院校为多个外部主体服务的立场。
其五，树立正确的分类发展观，促进院校实质性的内部分化。正视院校对于外驱力的各种反应，充分依赖院校的主动变革实现系统结构的动态优化调整，高度关注院校内部办学要素的多样性，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教学科研方式方法，促进院校内部分化。要发挥政府干预的优势，持续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创新高等教育多层次、多元化办学的实现形式，科学运用市场机制弥补政府主导院校分化政策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