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功 陈书柳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

大学—社区参与，是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升级形式。文章基于共生理论，从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三要素，分析牛津大学—社区参与实践。在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作为共生单元的牛津大学和社区形成了互惠共生关系，且处于连续共生阶段。借鉴牛津大学经验，我国研究型大学—社区参与，应挖掘共生单元以发挥主体作用，改善共生环境以激发外生动力，以及优化共生模式以拓展参与深度。

关键词：大学—社区参与;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

作者简介：张建功，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陈书柳，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基金：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企业需求导向下全日制工程硕士学习成果评价研究”（BIA170205）;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工程博士培养模式改革、创新与实践研究——以H大学为例”（2021GZGJ129）;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基于企业需求的全日制工程硕士职业能力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2020JGXM009）;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2020年研究课题（重大课题）“专业学位博士生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2020ZAB2）;

（一）大学—社区参与

大学—社区参与（University-Community Engagement），是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延伸出的新理念。卡耐基基金会，将“社区参与”定义为“高等教育机构及其大型社区（当地，区域/州，国家，全球）在伙伴关系与互惠前提下，为进行知识和资源交换而展开的合作”^[1]。国内学者认为，大学与社区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的关键在于，以“深度参与”整合大学的教学、科研和服务等传统活动，并指出学术性是“大学—社区参与”的首要特征^[2]。传统的社会服务职能视社区为被动接受者和主要受益者，强调大学人才资源和科研成果的单向输出；大学—社区参与则主张“反哺”人才培养职能和科学研究职能，认为良好的大学—社区关系有助于提升教学和课程品质，提高就业质量和就业水平，增加合作研究机会和学术产出，以及拓宽研究经费渠道等^[3]。因此，“大学—社区参与”是一种基于社区需求和大学优势，以知识和资源的双向流动为实现路径，以增加共同福祉为根本宗旨的新型社会服务框架。

（二）共生理论基础

“共生”（Symbiosis）的概念，最早由真菌学家德贝里提出，原意为“不同种属按某种物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此后，生物学界就“内共生是进化创新的重要来源”达成共识^[4]；自上世纪中叶，社会科学领域逐渐接受共生理论。共生，即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照特定的共生模式相互作用，并形成共生共存的关系；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是其三大基本要素。共生的本质在于共生单元的协同发展。

共生单元，即构成共生关系的基本单位。根据共生理论，用于描述共生单元内部性质及其变化的质参量是否相容决定共生关系的存在与否。对于大学—社区参与，大学和社区即为一组共生单元，因此，二者之间以知识和资源相互转化为核心的共生过程即相应的质参量的相容过程。

共生环境，是共生单元以外的所有因素之和。大学—社区参与的共生环境通常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等。

共生模式，由共生行为方式和共生组织程度构成，前者反映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关系，后者反映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强度。共生行为方式，包括寄生关系、偏利共生关系和互惠共生关系三种，其中，互惠共生关系又可以划分为对称性和非对称性两种。偏利共生关系是大学—社区参与的常见模式之一，即大学—社区共生体依托能量互动而形成，并且至少能够对其中一方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互惠共生关系是大学—社区参与的理想追求，即大学—社区共生体同步进化以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

共生组织程度包括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大学—社区参与的点共生，是指大学和社区在某一特定时刻内产生的一次性合作；间歇共生则是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产生的间断性多次合作；连续共生指的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学和社区产生连续性的多次合作，此时共生单元能够准确识别可相容的核心质参量；一体化共生是共生组织程度的最高级别，即大学和社区达成长期战略合作的共识，并且构筑了具备独立性质的共生体。

牛津大学校长Richardson教授曾有言，“大学既有责任成为世界上的一股向善的力量，也有义务成为当地的好邻居”，这一理念既成为了牛津大学—社区参与的指导原则，又恰好与共生理论所主张的互动互惠、共生共荣的观点不谋而合。作为共生单元的牛津大学和牛津社区，各自的投入和产出不断交互，加之政策、经济和文化等外部共生环境的持续性影响，最终形成连续性的互惠共生模式。

（一）共生单元

假设U表示牛津大学，U=(Z_u1,Z_u2,Z_u3，…，Z_ui），则Z_ui表示牛津大学的一系列质参量；C表示牛津社区，C=(Z_c1,Z_c2,Z_c3，…，Z_cj），则Z_cj表示牛津社区的一系列质参量。根据质参量相容原理，至少有一个Z_ui=f(Z_cj）成立。牛津大学的质参量包括：人员、教育资源、基础设施和经费等投入要素；专业人才、科研成果和社会声誉等产出要素。牛津社区的质参量包括：人力、实践平台和资金等投入要素；宜居环境和人才培养等产出要素。具体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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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牛津大学与牛津社区的质参量

结合共生理论和表1，牛津大学和社区实现质参量交互主要有两条路径：

其一，大学投入流向社区产出，这是大学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基本形式。宜居环境是最为重要的社区产出，大学开放基础设施、提供经费资助，有助于提升社区的居住质量和居民的生活品质，即Z_c4=f(Z_u3),Z_c4=f(Z_u4）。牛津大学的博物馆常年向公众开放，并通过博物馆联合外展活动提供讲座、手工艺课和其他短期课程；牛津剧院和牛津爱乐乐团也时常向社区提供免费或折扣演出；牛津大学于2013年推出过一项小型社区资助计划，用于资助牛津市圣诞灯光节、儿童中心爱丽丝节和考利路狂欢节等当地活动，2019—2020年度该计划为43个独立项目提供了5万英镑；以上种种，极大地丰富了牛津社区的文娱生活。与此同时，社区兼有育人的责任，大学投入人员和教育资源有利于社区的人才培养，即Z_c5=f(Z_u1),Z_c5=f(Z_u2）。牛津大学成立的社区学习中心以鼓励儿童和青少年追求更高的学业目标为己任，由该校学生志愿者担任导师，开设体验式学习活动和主题研讨会，并提供中小学课业辅导以及大学和专业的申请指导；牛津大学亦是成人教育的先驱，其继续教育涵盖在线课程、短期课程和学位课程，而牛津社区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此外，“牛津观星”空间科学节和Iris项目则是直接面向社区的文化传播活动，前者可视为当地天文爱好者对话牛津大学研究人员的桥梁，后者则通过公共课程和特别活动等传授拉丁语和古典文化。

其二，社区投入流向大学产出，这是大学—社区参与赋予社会服务职能的全新内涵。人力是社区的优势所在，科研成果则是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产出之一，大型研究项目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即Z_u6=f(Z_c1）。牛津疫苗集团（OVG），致力于儿童和成人疫苗研究，自2001年以来，当地超过万名居民曾参与OVG临床试验^[5]，其研发的用于治疗脑膜炎球菌疾病的疫苗对于英国和国际免疫政策影响深远；不仅如此，牛津社区也为牛津大学的睡眠、弱视、糖尿病和抑郁症等医学和药物研究，以及实验社会科学中心和牛津互联网研究所等的课题招募过志愿者。此外，社区所搭建的实践平台对于大学的专业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产出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即Z_u5=f(Z_c2),Z_u6=f(Z_c2）。根据牛津大学2014年卓越研究框架（REF）影响力研究案例，一项旨在改变公众对于历史和景观认知的南牛津郡实地考古项目，长期与当地社区保持密切联系——一方面，得益于该地区的土地所有者对于景观考古和遗迹挖掘的支持，参与项目的学生获得了宝贵的实践机会和研究平台；另一方面，该项目的支撑研究之一则直接来自于由东牛津地区发起的关于当地中世纪修道院和医院的调研。

共生单元的质参量交互过程，证实了牛津大学和牛津社区的资源互补互置特性。

（二）共生环境

一是政策环境，即指政府为促成大学—社区参与而制定的相关政策。英国《1992年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指出，政府希望高等院校加强与地方社区的联系，并从社区的意见中获益^[6]。《迪尔英报告》（the Dearing Report 1997）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之一在于满足地方、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该报告显示，彼时英国已普遍认识到高等教育机构对当地社区的重要性和贡献；指出区域和地方参与将成为未来20年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一环，并建议高等教育机构建立相应的机制，以保障其决策能够兼顾社区利益。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颁布的《高等教育多样化》政策文本指出，社区同样也是高等教育部门的服务对象，作为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部门理应满足其需要和愿望^[6]。《英国教育法》规定，每所公立大学都必须为社区提供带有慈善性质的服务^[6]。《高等教育的未来》白皮书指出，政府将通过“高等教育创新基金”鼓励高校投身社区经济和文化服务。有数据显示，至2010年该基金提供了逾4亿英镑以支持大学与企业和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6]。上述政策作为一种来自于政府的推力，视社区为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虽以引导大学积极提供社会服务为主，但兼具鼓励大学主动探索源自社区的合作拉力的深刻内涵。

二是经济环境。牛津大学—社区参与的经济环境包括知识经济环境和分享经济环境。“知识经济”即以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使用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英国政府曾明确指出，提高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是建设知识经济的关键所在。知识经济以知识为逻辑起点和主要生产要素，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大学打破传统的学术边界，不断创新知识生产方式，而大学—社区参与则正是将知识的发现、应用与传播深深嵌入双向服务过程之中，恰好与时代基本理念相吻合。1978年美国学者Felson和Spaeth首次提出“协同消费”一词^[7]，这一概念亦被视为“分享经济”的滥觞。2014年，英国政府提出打造“分享经济全球中心”和“欧洲分享经济之都”的战略目标，同年，成立了独立的分享经济监管机构SEUK。以资源特别是知识资源共享为核心的大学—社区参与，实质上是分享经济在教育行业的一种应用形式。牛津大学—社区参与基于英国良好的分享经济环境，以牛津社区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双方的发展利益为落脚点，通过整合并分享海量的、分散化的资源而建立共生关系。

三是文化环境，即作用于牛津大学—社区参与的历史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文化环境方面，13世纪以来牛津大学与城市因反教权主义和仇外情绪而矛盾不断，并在14世纪爆发了市民与牛津学生之间最大规模的暴乱，这类冲突后被统称为“城市与长袍”现象；暴乱过后牛津大学虽对城市拥有了绝对控制权，但双方仍时有摩擦；直至19世纪中叶，牛津城市因地方经济的发展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二者关系才趋于缓和^[8]。“城市与长袍”现象虽非光彩的历史事件，但正是基于这段渊源，新世纪的牛津市和牛津大学才能够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重新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今时今日该事件亦可被视为推动牛津大学与社区共生的正向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牛津曾是2016年“欧洲创新之都”的最终候选城市，该奖项主要用于衡量城市对于社会创新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同期竞争城市中，牛津市的规模最小，但其以医学、工程、高科技、数字化和低碳等方面的创新见长，并凭借“在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系统里，公开分享知识财富的视野”这一理由成功入选。可见“创新”已融于整个城市的价值理念，牛津大学和牛津社区因这座城市而共生，“创新”理念更是深刻影响着牛津大学—社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三）共生模式

牛津大学—社区参与的共生行为方式，是较为明显的互惠共生。对于牛津社区而言，大学—社区参与的益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促进学习型社区的形成。

牛津大学依托教育资源优势，支持教师的专业学习以改善当地基础教育质量，培养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业抱负以积蓄高等教育后备人才，发展继续教育以提升区域人力资源水平，开设公益性教育课程和活动以引导社区学习热情。作为全球高等教育的标杆，牛津大学业已建立了一套服务于终身学习理念的社区教育体系，其涵盖儿童教育、基础教育、教师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社区教育项目，能够助力牛津社区建设基于学习的创新型社区。

2. 应对区域性问题和挑战。

牛津大学环境可持续性工作组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碳排放量增加和生物多样性流失加速等问题，并提出到2035年实现生物多样性净增加和净零碳排放的双重战略目标以改善当地环境；牛津大学的志愿服务组织则通过帮助无家可归的人重返就业岗位，分享邻里关系和社区安全等方面的信息，举办社区活动，以及为老年人提供生活帮助等方式积极回应当地的民生需求。

对于牛津大学而言，大学—社区参与的益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职能建设，提升办学效益。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之一，大学—社区参与则是以知识迭代和资源互置为目的和手段的新型社会服务模式，特别强调在大学和社区之间形成一种协同共生关系。这种良性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能够帮助牛津大学在理性评估其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提升其社会化层面的办学效益，即提升人才和科研成果等产出的社会需求匹配度。

2.积累社会声誉，吸纳社会资源。大学—社区参与能够提升高校的社会影响力，是高校引进社会资本的重要契机，最终有助于其改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现实条件。为解决抗生素滥用这一全球性问题，2021年英国Ineos公司向牛津大学投资1亿英镑。这笔资金将用于建设抗生素耐药性研究所，开展基于化学和动物学的跨学科研究，专注于新型动物抗生素的研发工作，以及探索潜在的新型人类药物。正是牛津大学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卓越的科研能力，促成了英国大学有史以来最大数额的一笔社会投入。

目前，牛津大学—社区参与的共生组织程度为连续共生。大学投入人员和教育资源付诸社区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以小型资助计划的形式持续且稳定地拨付相关经费，对于社区塑造教育氛围、建设宜居环境至关重要；社区亦能够以现有的人力资源和实践平台，为大学履行学术使命和科研使命提供有形支持和方向引导。牛津大学—社区参与脱胎于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现阶段，作为共生单元的大学和社区之间已经建立了相对平等和相当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现实需要，这种合作关系将进一步渗透至大学和社区日常运转的方方面面。然而，纵观整个共生过程，二者尚未形成具备独立性质的大学—社区共生体，大学和社区内部均未设置协调共生相应环节的专责机构，同时也缺乏完整的利益协同机制，共生组织程度仍存在优化空间。

大学—社区参与突破了传统的单向度的社会服务模式，强调大学和社区的连续互惠共生，并将“学术性”内涵融于整个参与过程，最终将为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提供源源动力。牛津大学—社区参与的经验，对于我国研究型大学完善社会服务职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挖掘共生单元，发挥主体作用

牛津大学—社区参与的共生实践，模糊了传统大学社会服务职能中“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界限，牛津社区在共生过程中，获得了一种作为“高等教育合作者”的全新身份认同，其所掌握的社会资本能够为牛津大学发展所用；同时，这种大学—社区平等对话的关系，也有助于牛津大学更好地了解社区需求，提升社会服务效率。作为享誉世界的公立研究型大学，牛津大学既能够脚踏实地地以高等教育的力量回馈包括当地社区在内的全社会，又能够融合社区力量在全球顶尖的学术研究中追求卓越。

反观我国，虽提出过类似于大学—社区参与的理念并付诸实践，但对于社区价值的开发相对有限。如最早由上海杨浦区委、区政府提出的“三区联动”，其初衷在于通过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三方融合互动，推进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建设。然而，纵观其落地过程，则逐渐演化为以复旦大学为核心的17所高校通过知识外溢，联动区域内的七大科技园区，公共社区主要作为空间资源被置于从属地位，日益游离于“三区联动”运行框架之外。可见社区在我国并没有真正成为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应参考牛津实践中的共生单元设置及其质参量交互过程，挖掘大学—社区参与的双元主体的潜在价值。

一是提升共生单元现有质参量的质量，即优化投入以提高产出。比如，研究型大学引进复合型的教研和管理人员，整合教育资源避免重复或无效投入，拓宽办学经费的来源渠道，对标行业需求输出专业性人才，不断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等；社区则协调各方关系，集聚社会资本，提供更高水平的实践平台，推动学习型社区的形成和生活品质的改善。二是促进共生单元质参量的双向流动，即强化质参量的兼容性。需要明确的是，在大学—社区参与中，“社区”是一个相对广义的概念，它既指狭义上的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一定的社会群体所构成的当地社区；又指以“大社区”的视角层层放大大学所处的环境，其所在城市、区域、国家甚至是全球都可以被称为社区。故应充分挖掘整个“大社区”的质参量，探索研究型大学和社区之间更广泛的利益契合点，建立基于学术的对等的大学—社区联动关系。

（二）改善共生环境，激发外生动力

牛津大学的实践，证明了宏观环境能够成为大学—社区参与的外部驱动力量。英国政府颁布过一系列用于探讨社区与高等教育关系的政策文本，延续性的政策潜移默化地激励着牛津实践；依托全球知识经济和区域分享经济的大环境，牛津大学得以重构其三大功能的基本样态；兼容并蓄的历史文化渊源和以创新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理念构成了文化共生环境，牛津大学独有的“与当地为邻”的价值观念则助力文化内涵外化于共生实践。

政策环境方面，我国现有的政策文本认同研究型大学有责任走出“象牙塔”。比如，《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构建社会参与机制和基于社会支持的办学机制；《“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主张，将大学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和成效纳入“双一流”建设的考察范围。但我国涉及“社区”的教育政策相对有限，且颁布的年限不长，其落地需要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鉴于此，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自主开展大学—社区参与建设试点，内部管理部门尝试配套相应的奖励和激励机制，考虑在教师职称评定和考核环节附加社区参与情况评价。

经济环境方面，我国研究型大学大规模介入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直接相关。大学社会服务的最终目标在于推动国家和区域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事实上，我国研究型大学—社区参与并非没有健全的经济生态，而是普遍缺乏一种“因地制宜”的理念，因此，需要更加合理和深入地利用研究型大学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条件，与区域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文化环境方面，我国研究型大学自成立之初，就肩负着社会历史赋予的服务使命。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其因“兴学救国”而成立于甲午战后；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近代国立高等教育开端，其为“救亡图存”而诞生于戊戌变法。研究型大学发展至今，虽能从中国农业大学出自《离骚》的校训“解民生之多艰”中窥见社会责任意识的缩影，但文化环境对于研究型大学—社区参与的直接影响甚微。牛津实践启示我国研究型大学，需要以自身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为社区参与的逻辑起点，重视包含国家和城市历史文化、区域社会文化在内的外部文化系统的价值引导作用。

（三）优化共生模式，拓展参与深度

牛津实践的非对称性互惠连续共生模式，是现阶段大学—社区参与所能企及的最优模式。在该模式之下，牛津大学长期以来切实关注和有效解决牛津社区问题，同步收获社会声誉和社会资源，并且重新审视现代大学的三大基本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我国大学社会服务的主要形式是产学研合作，且往往止于交付技术成果，对于量产、市场投放和市场评价等后续环节的参与度不高^[9]。国家知识产权局《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我国高校专利产业化率和有效专利实施率为3.0%和11.7%，同期全国数据为41.6%和57.8%。产学研的合作现状，意味着我国研究型大学—社区参与仍处于偏利点共生或偏利间歇共生阶段，大学和社区的共生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借鉴牛津模式，我国研究型大学—社区参与理应丰富内容，拓展深度。

一是寻求共生模式的优化路径，尝试建立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共生体系。研究型大学针对特定社区打造深度参与链，化间断性的公益志愿活动为持续性的深度学术参与，采取培训项目、咨询服务等涵盖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全过程的多元化方式，满足特定社区的服务目标；社区或区域创新研究型大学支持模式，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生态，广泛吸纳社会资本，研究型大学将社区作为了解社会科技和人才需求的窗口和纽带。二是设置社会服务专责机构，统筹大学—社区参与的全流程。在研究型大学内部尝试构建社会服务专责机构，制订规范性文件以指导和协调具体参与环节，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引擎作用，探索在重点领域建立研究型大学—社区长效参与机制的可能性，最大程度地节约管理成本、避免资源浪费以及减少效益损耗。

由大学“第三功能”演化而来的大学—社区参与，充分聚焦社会现实需要，并将育人使命和学术追求诉诸超越“象牙塔”的实践之中。本文引入共生理论，阐释牛津大学—社区参与的共生逻辑，为大学社会服务提供了一个新型研究视角。结果表明：共生单元牛津大学和社区交互的核心质参量是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政策、经济和文化等外部共生环境均发挥了正向作用；二者现处于互惠连续共生阶段。

牛津大学—社区参与的实践，为我国研究型大学回应区域诉求、协同区域发展提供了三点经验借鉴：一是挖掘共生单元，推动投入型质参量向共生单元的产出型质参量转化；二是改善共生环境，形成健全的政策生态、良性的经济生态以及积极的文化生态；三是优化共生模式，通过完善共生体系建设和设置专责管理机构等拓展参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