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世界大学排名”的新闻,屡屡登上网络热搜。
先是国内首个引入SCI“洋指标”的南京大学,有了新动作。南京大学党委日前公布的一份通报文件明确提出,在《南京大学“十四五”规划》和《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整体建设方案》编制中,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
随后,兰州大学也对外表示,未参加过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相关工作人员称:“之前泰晤士曾专门联系学校,最终决定不参加。QS之前联系学校时,报过一年数据,后来应该没有再跟进。”
“之前流传的‘退出’传言并不准确。”一位长期从事教育评价的专家透露,“但这的确反映了一个趋势,即我国大学未来将不再唯‘洋指标’,而是将国际排名作为自身评价或发展的参考依据”。
世界大学排行榜,优劣何在?我国高校发展和学科建设不再使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跳出排行榜后,我们又该拿什么衡量高校办学质量?
排行榜的局限性:教学科研难量化
现在,当我们想了解一所大学好不好时,各类“大学排行榜”往往是最先映入眼帘的依据。一位今年即将高考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在网上搜一所学校,就会显示它在某某排行榜的第几位,在不深入了解学校的情况下,这个数据最直观、好辨认。”
这也是各类国际大学排行榜盛行多年的原因之一。“排行榜可以帮助大众快速建立对大学的外部理解,尤其是为大众提供如志愿填报、招聘选材、科研合作等方面的便利。”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余庆分析说。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罗志敏介绍,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名气较大的排行榜有四个,分别是英国泰晤士世界大学排行榜、英国QS世界大学排行榜、美国U.S.New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国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其中一些大学排行榜,如泰晤士、QS、U.S.News等需要高校报名并提供数据。
“大学排行榜受到国内高校重视,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11’工程、‘985’工程有很大关系。”罗志敏表示,当时,一些高校希望据此寻找与世界名校的差距,从而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回过头看,大学排行榜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促进高校的国际学术交流,带动地方政府加大对高校的投入,帮助社会大众了解高校办学水平等等。”
但今天来看,排行榜的弊端也显而易见。“无论哪一类大学排行榜,也不管其如何渲染专业权威性,都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出于便利原则,排行榜大多注重科研成果、论文发表等量化指标,而忽视了教学质量、学生感受等主观指标。”余庆说。
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卢威重读了美国学者波恩鲍姆撰写的《高等教育的管理时尚》一书。其中有一段话令他印象深刻:“一切以数字形式呈现给决策者的东西都是表象,而不是真理。认为表象就是真理,必然导致决策的失误,在大学里,这可能是灾难性的。”
“可见,对于以数字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风潮,西方学界多有清晰认知。”卢威强调,但凡通过指标和数字测量大学的“一流程度”,都不可避免存在很大局限性。“高校教学科研等活动高度复杂,不能简单用指标和数字衡量。”
淡化排行榜:高校办学方向将调整
近年来,从学术界到社会公众都逐渐认识到排名的局限性和风险性。“淡化大学排名,意味着这些高校不再以别人的尺子衡量自身发展,而是要将办学方向调整到适应国情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上。”在余庆看来,这几所高校学术声誉良好,在学科布局、人才培养上有较强代表性,能够对其他高校的改革发展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得益于国家在具体政策、人均经费、专项投入等方面的高效支持,我国高等教育创造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快速步入“普及化”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世界奇迹,其整体办学水平已迈入世界第一方阵,一批大学开始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罗志敏指出,这一发展新阶段,为国内高校探索、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带来了信心和动力,也为开启大学评价的“中国标准”带来了历史性契机。
在罗志敏看来,此举是国家“破五唯”等政策在国内高教界延伸发酵的结果,对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具有正向意义。“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一些高校盲目追求国际发表、论文高引用率及国际化水平,甚至按排名指导办学,虽在如留学生比例、SCI论文数等指标上取得亮眼数据,但与大众期待的‘好大学’并不对等。因此,这也是高校自主办学行为的正常调整和深刻反思。”
事实的确如此。余庆介绍,凡是在大学排行榜排名靠前的高校,都是学科相对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依赖于强有力的政府投入。而没有进行合并扩张,以及缺乏医学、化学等具备“量化优势”学科的高校,往往排名情况不及自身学术声誉。“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很多大学开始朝着新建医学院,或吸纳附属医院的方向发展,将其庞大的科研成果纳入自己名下,以获取排名的进一步提升。其实,这种外延式扩张,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知识进步,也无益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当然,淡化大学排名,不等于要回避大学排名、拒绝大学排名。”罗志敏认为,大学作为一个被社会各方寄予厚望、花费大量资源的组织,不可能不被评价。大学需要做的是,对各种涉及自身的排名,保持一种自然、开放的心态,既要利用各种排名寻找自身的优势和差距,又要保持发展定力,不被排名所限制。
“认识排名的不科学、不合理之处,但不妨更好地为我所用。关键在‘不唯’二字,切忌将排名简单作为大学办学‘指挥棒’。”卢威坦言,“大学排名是一种反馈机制,我们仍可从中看出一流大学应具备的某些要素和条件,以及通过排名检视办学差距和不足。”
“跳出指标”看大学:制定适合自己的教育标准
排名,为了什么?
“最终目的是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双一流’建设成效。”这是众多专家给出的答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大学的评价包含多个维度,排名只是外显的一种方式。真正的一流大学没有相同的标准,“杰出是不同的杰出,一流也是不同的一流”。
那么,一流大学,该如何衡量?
卢威说,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那些对文明发展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大学,是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大学,是人类文明的灯塔。“一味对照指标、刻意制造数字上的显示度,而在贡献知识、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引领潮流方面乏善可陈,是不能称之为一流的。”
“‘跳出指标’看一流大学,你会发现,那些卓越、精彩的‘数字’,只是副产品。”卢威表示,他们秉持的学术精神、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高效运行的治理制度等等难以简单量化的要素,才是铸就一流大学的根基。
破立并举。在淡化国际大学排名的同时,我们又该如何建立适合自己的评价体系?
“我国完全有能力制定自身的教育标准,而非被国际排名牵着鼻子走。如今的‘双一流’建设主要遵循‘四个面向’,在具体操作上,重点强调服务国家战略,如是否拿到国家重大项目、国家重大奖项,有没有国家重大平台等,这是恢复学术自信的一种表现。”有专家指出,高校评价的未来趋势,应由外部转向内部。基于“自我问责”的学科国际评估,将成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主要评估形式。学科国际评估可以分为两部分——文献计量的评估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定性的同行评估可以邀请国际上若干名该领域的顶级专家,组成考察团,让他们在考察中发现问题形成报告。
“超越大学排名等外在指标,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关键要进一步激活高校提升教学和科研质量的内在动力。同时,政府对高校的评价也要向那些难以量化却惠及长远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倾斜,通过评价改革撬动教学和科研关系的优化。如可以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探索分类评价、开展长周期导向的评价等。”卢威指出,当前大学的评价改革,要将塑造良好学术生态作为首要导向,激励更多好老师潜心教学、让更多“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勤勉学者脱颖而出。
余庆建议,分类评价应依据大学的功能进行细化,分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充分发挥比较评价的积极作用。在人才培养上,可根据师生比、博士生占比、学生就读经验及毕业生发展跟踪等指标进行考察;在科学研究上,可参考学科评估、学术声誉、顶尖期刊发文量等;在社会服务上,可参照雇主声誉、申请专利数、师均横向经费等。“这些指标虽然不能全面完整地衡量高等教育质量,但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大学建设的特色。”
“目前我国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坚守人才自主培养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形成大学发展和评价自主性,打破各类排行榜对大学发展路径的限制,避免成为仅仅停留在排行榜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余庆强调,大学应立足于自身学科体系、办学传统,准确研判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积极主动回应国家中长期战略需求,以贡献度为价值尺度,进而带动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发展。
相关信息:
探索构建大学评价的“中国标准”
同济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部部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蔡三发
据不完全统计,国际大学排行榜有一百多种。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中国高校在各大国际大学排行榜的显示度逐年提升。其带来的正面效应是,提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影响力,提升了上榜高校的国际声誉和认可度,有利于排名进步较快的高校寻找优秀的国际合作伙伴、吸引优秀学生报考和争取优质外部资源支持。但国际大学排行榜的负面效应也非常明显,例如指标设置不够合理、偏重科研尤其更多关注国际论文发表的量化比较、部分国际大学排行机构商业化运作程度较重等,其排名结果简单粗暴,对高校人才培养成效评价相对欠缺,不能完全反映高校的真实情况,因此也往往会引发较大的争议和质疑。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存在对国际大学排行榜过度关注的问题,导致部分高校产生基于国际大学排行榜相关指标进行改进的办学倾向,偏离了高校正确的办学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性。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简单以国外大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和使用国际大学排行榜指明了方向,我们应该逐步淡化对国际大学排行榜的关注,在推进高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上潜心深耕。
首先,要进一步理性认识国际大学排行榜,系统淡化对国际大学排行榜的过度关注。政府部门不能再简单采纳国际大学排行榜结果并将其与资源配置、人才招聘和毕业生落户等政策相挂钩,同时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国际大学排行榜在中国业务的合理监管。媒体不应过度炒作国际大学排行榜,应客观介绍各类排名方法和不足,引导各方理性认识和使用排名结果。高校应该理性参与各类国际大学排行榜,不应与国际大学排行机构开展不合理的商业合作,要淡化对国际大学排行结果进退的关切,不过度宣传学校所处排名,不将追求国际大学排行榜相关结果作为学校办学的“指挥棒”。
其次,要进一步深入推进高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扎实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高校要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一流的党建引领一流大学建设,自觉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高校要在服务国家中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以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强化同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的对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高校要抓住培养优秀人才、产出前沿研究成果、开展有效知识与技术转化等核心任务,加快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努力提升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之,要通过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形成一流大学内涵的“里子”,而不是简单追求“面子”上的排名和指标。如果只是追求排名,就等于追求表面,不是由内及外的美。高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是由“里子”再及“面子”,其结果最终也会体现在国际大学排行榜上。
最后,要进一步探索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评价体系。虽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广受关注,但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以及评价却是众说纷纭,并没有公认的统一标准和评价体系。基于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一流大学建设与发展道路,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指标构建评价体系,更好引导高校实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一是办学方向方面的标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二是办学条件方面的标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要具备世界一流水平的教师和研究人员队伍、优秀的生源;拥有充足的财政拨款、研究基金投入、捐赠与资助;拥有良好的办学空间、教学和研究相关一流软硬件条件,具备一流大学的文化环境。三是大学制度方面的标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要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构建追求卓越的学术体系与学术制度,建立依法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率先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学校贡献方面的标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实现人才培养过程的“增值”效应,培养出引领世界与国家发展的一流拔尖创新人才;要在科学研究方面形成重大原始创新、重大应用创新,达到世界一流的科研水平;要在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很好地服务社会;要深化文化传承创新,形成一流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要在国际交流合作中代表国家走向世界舞台,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五是学术声誉方面的标准,主要包括学校历史文化底蕴及影响、生源质量及毕业生的影响、学术成就的影响、服务社会的影响、学术氛围的影响、国际交往的影响等等,这些是经过长期积淀后在人们心中形成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