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教界刮起一阵“新”风，不仅有热议的新工科、新文科、新医科、新农科等，还有掀起兴办热潮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2021年12月8日，河南宣布将组建电子科技大学、航空航天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工科大学。当年12月29日，宁波市政府与宁波市虞仁荣教育基金会签约合作办学， “高起点、高定位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东方理工大学筹建工作进入“快车道”。此前一个多月，由福州市政府和河仁慈善基金会两方共同筹建的福建第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福耀科技大学也正式签约，并公布了学校选址。

诸多新型研究型大学面貌迥异，究竟何以为“新”？是否“旧瓶装新酒”？日前，南方科技大学举行了第三届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论坛。论坛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探讨了人们关注的“新”问题。

知识生产模式II催生

历史上，高等教育出现过两次较大的发展。第一次是工业革命对大学教育的推动。第二次是后工业化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对研究型大学的需求。

2006年，我国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由此也开启了研究型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印杰表示，建设研究型大学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转型。成功者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二是新建研究型大学，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选择新建研究型大学，支撑经济发展，如韩国浦项科技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然而，“转型在中国高校有相当难度，特别是受人事制度的制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的师资队伍不一样，压力巨大”。印杰说。

据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熊庆年介绍，“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成为政策议题是在2015年3月11日，由施一公院士领衔，与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等学者正式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建议》。他们希望通过创办民办研究型大学，突破深层次体制机制的困扰，实现基础研究水平和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并获高层支持。

在“十四五”纲要中，“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被正式提出。

为什么多国不约而同地诞生新型研究型大学？有学者将其归因为国际化，但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看来，这并不尽然，让这些大学“不得不办”的原因在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

上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吉本斯提出“模式II”理论。他认为，该模式下知识生产是在特定的应用情景中进行的，研究的问题来自某种具体需求或实际问题。模式II的知识与纯学术、学科导向的知识（模式I）完全不同，是在问题的引导下，汇聚相关的学科知识，为应用而生的。

在工程技术等应用领域，模式II的特征尤其明显。“知识生产模式II催生了新型研究型大学。”陈洪捷补充道，其研究毫无例外地注重工程和技术、知识转移和应用开发、与产业的合作，并根据产业和社会的具体需求组织科研活动，这完全符合模式II的特征。

究竟“新”在何处

2016年，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者菲利普·阿特巴赫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了一次关于新兴大学的专题研究会，后形成《从初创到一流——新兴研究型大学崛起之路》一书。

在阿特巴赫看来，新兴研究型大学的特点（也是其办学经验）主要在于吸引人才，新建大学的优先事项是“运用各种策略招揽杰出的教师和优秀的学生”；成为“利基”高校（小众领域占优势的高校），选择符合本国发展议程并与当地经济直接相关的卓越教学与科研领域；打破传统学术壁垒，把跨学科作为其“院校基因”纳入学科组织之中。此外，还有可持续的经费支持、规范的治理、国际化办学、良好的位置等因素。

在中国的南方科技大学，与会者也同样希望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找到一些共通的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新兴研究型大学与新型研究型大学本质上无太大区别，其特征也是共通的。区别之一在于时间划分，阿特巴赫定义的新兴研究型大学包括了上世纪60年代至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大学，而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沈红将新型研究型大学划分到了21世纪。

在沈红看来，相对于传统研究型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至少有“十三新”，分别是新世纪出身、新理念导航、新城市布点、新财政渠道、新管理体系、新人才培养、新用人单轨、新校长产生、新外显耀眼、新竞争样态、新内在渐深、新机制运作、新体制保障。

她指出，上述的“十三新”中，新理念、新内在、新机制、新体制尤为重要。以新理念为例，她解释说，新型研究型大学诞生时的高起点、高定位、高目标，带来了对财政的高需求，开辟多元和充足的资源渠道成为必然；对规模发展的限制性，使得选择走“小而精”之路成为必然；对前沿科学的高追求，令“高举高打”的国际化战略策略成为必然；学科设置的有限性，导致直接面对国家重大战略和人类科学发展需求成为必然。

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从一般研究型大学发展而来，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源渠道分布、规模发展惯性、既有国际伙伴、学科结构布局等，都成为这些大学难以“轻装上阵”的原因。

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陈斌看来，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特质在于强调基础学科和技术之间的互动，它致力成为研究型大学的“隐形冠军”，解决“创新断层”的问题。

新型研究型大学究竟应该破什么？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贾永堂告诉《中国科学报》，破不适合新的知识生产的制度环境因素，如对大学必要自治的干预；破中国大学共有的泛行政化，弱化行政逻辑对学术逻辑的压制；破传统知识生产的观念与习惯。

又该立什么？贾永堂指出，应当立新型制度环境，使新大学拥有相对自主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并构建新型知识市场，推动新知识的生产与供给；立现代研究型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使知识生产规律和教育规律真正起作用；立新型知识生产观念和行为方式。

新挑战如何破题

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否会动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奶酪？新型研究型大学未来是否会取代传统的研究型大学？

陈洪捷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由于小而精，不同于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大而全”，更可能成为研究型大学的一种新形式，而非替代品。

“新型研究型大学之所以备受重视，关键在于其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科研和人才培养体系，而这些非另起炉灶不可。”陈洪捷说，而吉本斯等学者所讨论的主要是知识生产模式，甚少涉及人才培养问题。

武汉理工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锋对此表示肯定。在他看来，目前国内高校的跨专业大多没有实现真正融合，而未来的学科边界将变得非常不一样，从两三个学科交叉到基本上看不到学科边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理想发展是实现超学科发展。”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究竟有何不同？陈洪捷举例道，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将“纳米—生物—信息—认知”作为学科；美国欧林工程学院不设院系，将工程、创业、艺术与人文三者结合起来，形成“欧林三角”。这种学科组织架构不仅仅跨学科，而且融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于一体，甚至采取去学科的组织架构。这一新的挑战在中国如何破题，值得思考。

不可否认，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成功有一定外在历史机遇的因素，如多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冲动、大学排行榜的助推、新兴国家的发展需求以及国际化。但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王洪才看来，新型研究型大学成功的关键在于更有效的管理。它采用高效的管理团队，国际招聘、高额聘请，高选拔性、高流动性机制等手段，使得科研成果的成长率得以维持。“这种借鉴于公司的管理制度、机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而“新型研究型大学最大的限制在于可持续性”。王洪才告诉《中国科学报》，新型研究型大学均依靠巨额投资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在世界范围内招聘精英科学家。其自身缺乏自我造血功能，对外部资源依赖性强、风险大。同时，新管理主义难以产生学术自治文化，而这恰恰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密码。

王洪才表示，其能否产生高品质的学术有两点存疑。其一，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发展速度快著称，对教师的选拔性极高，导致教师流动性非常强；其二，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明显任务驱动特征，爆发式增长容易而实现重大学术成果突破难。

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副教授马近远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心。当下，独立PI（课题组长）制和大型科研团队的模式并存，但PI都是自成一体地进行科研，并不利于高校开展国家战略导向性的科研，长此以往将不利于人员的稳定和科研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管理模式、科研组织模式上的新挑战，王洪才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逐步改变政府投入为主的资金来源模式，主动与高科技产业合作，走创业型大学的发展路线。马近远则表示，新型研究型大学要与世界级头部企业合作，站在产业最前沿，才能真正成为区域创新生态体系的引擎。

“最重要的是人才和创新的环境，需要建立包容性文化，承诺多样性的大学文化，如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才使用，以及大学和地方政府、产业界的新型关系——政府和产业界对大学持续的强支持，大学提供负责任且有边界的社会服务。”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授李峰说。

打造中国模式3.0

和世界上追逐一流大学的国家一样，中国的学者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也寄予了厚望。此前，研究型大学出现了德国模式1.0、美国模式2.0。随着越来越多顶级科学家加入中国高校，“未来能否打造出中国模式3.0？”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余东升的发言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在中国，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在继续探索的步伐。南方科技大学以及筹建中的大湾区大学由省级以下的地方政府投重金建设，走的是省级政府所属高水平大学的办学体制创新。

西湖大学由社会力量举办，采取基金会办学模式；筹建中的福耀科技大学、东方理工大学则由企业家捐赠，以基金会办学的模式，支持应用研究型大学的探索。

还有一些高校选择与科研院所深度融合，正在展示它们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特质。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一经提出，也有一些高校忙着为自己贴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标签。

在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刘进看来，针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的优劣与否，应该提出标准。“要守住‘大学’自身的基本标准、‘研究型大学’的基本标准。”不能盲目追求香港科技大学等的办学速度。短期内突破显性指标，可能顾此失彼。事实上，排名文化已经给新创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带来了很大焦虑。

新型研究型大学能否做一些本土创新，形成新理念、新做法？这是与会者思考的一个问题。

譬如，在标准的设置上，新型研究型大学能否打破北大、清华的垄断？“种果树要想果子结得多，就要把顶端掐掉。如果大家长期都在争夺第三，很难形成真正的体系。”刘进说。

在类型、特征的选择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常被提醒注意规模，但“小而精”一定是必然吗？在刘进看来，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创新，关键是进行开放、包容、多元的类型创新。过早“定型”并不利于新型研究型大学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

有学者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聚焦基础学科领域。在建设过程中，也是基础学科为主打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居多。但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湃看来，我国最急需的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主要开展应用基础研究、服务产业技术创新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新型应用研究型大学，何以为新？彭湃表示，学生要求新，分数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要选拔对解决现实问题感兴趣、热衷“双创”的学生；培养方式新，采用基于问题/项目的培养、应用专业+X式培养，如工科加商业知识；治理模式新，外部治理空间大，内部治理灵活；内外关系新，全方位开放、校企深度合作，成为社区生态创新成员。此外，师资队伍、学科设置也多有创新之举。

在治理模式上，南方科技大学创新设立了理事会制度，理事会聘任校长、副校长，决策学校重大事项，在理事会制度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对于重大事项的决策，不是直接、简单的管理，而是通过理事会管理相关部门，教育专家、社会贤达和学校教职工代表都参与进来，这是共治模式。加上内部的教职工代表大会、教授会、大学咨询委员会，形成多方智慧推动学校治理。”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李凤亮说。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是相对的概念，过程中不断有新内容涌现，保持‘新’的关键在于不断改革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次全新的技术革命，在多国相互追赶中，中国能否出现具有代表时代特性的新大学，这值得期待。”李凤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