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计红梅 本报记者 陈彬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当今高教界，仍有许多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显性上关乎教育公平、公正，毕业生“含金量”等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在隐性上则涉及资源分配方式、高校治理手段、学科发展模式以及人才培养路径等深层次复杂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因如此，呈现出的图景就如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在《单行道》一书中所犀利指出的那样，“什么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所有问题还不都是像挡住我们视线的树杈那样留在我们身后了吗？”

不过，正因其重要且复杂，推动其朝着公平、公正及更加人性化方向发展，也就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使命。为此，在即将过去的2021年，《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一直在通过一篇篇报道，力图追问这些问题背后的底层逻辑，让“树杈”更稀疏一些，让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勇气再多一些。

从区域差距到高校分层：资源配置规则的“寻优”之困

在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和两会中，教育公平被多次提及。这一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东西部高校、“双一流”与非“双一流”高校间的“马太效应”。如何跨越“马太效应”陷阱，弥补高等教育区域间的不平衡，一直以来都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2021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底色。

“马太效应”明显

我国高校中，东西部高校甚至同一地区不同高校间出现了资源的不对称。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指出，这也使学者、学生、学术、学科四个要素发生了非均等的移动，大量不恰当、不合理的偏态移动产生了“马太效应”。

在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看来，区域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本质是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区域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根本出路在于不同区域间以及区域内部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除了资源条件的彼此差异之外，在西安工程大学校长高岭看来，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相较之下，中西部地区高校观念更新要慢一些，融入社会程度也略显不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表示，“缩小中西部和东部区域高教差距，既不能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依靠投资推动办学的路子，也不能完全依靠自身积累缓慢发展，而是要坚持自身特色发展和国家政策支持‘双向发力’。”（陈彬、温才妃《区域高等教育如何跨越“马太效应”陷阱》）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以河南为例：“为什么以河南为代表的中部省份高等教育在人们眼中相对落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高校长期没有被教育部的体制接纳，导致相应的科研经费、师资队伍建设、学位点建设等都没有跟上。”（温才妃《问诊河南高教：“慢车”如何变“高铁”》）

人力、财力是关键

一所高校在行政架构中处于什么位置，就决定其获得什么样的资源。“大结构不动，相应的教育分层也不会发生变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高等教育的财政经费分配却是典型的二八制，20%的人享受80%经费，80%的人分配剩余的20%经费。在储朝晖看来，“双一流”建设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与“双非”高校经费之间拉大到指数级别。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洪成文进一步指出，“国家对‘双一流’大学的政策倾斜度最大，对高职高专的政策倾斜度也在加码。唯独中间层——‘双非’院校的政策倾斜度最小，其中又以新建本科院校最甚。”（温才妃《标签固化，“双非”院校逆袭有多难》）

“人力和财力是办好优质高等教育的关键要素，二者缺一不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光礼表示，中部地区办学还要注意控制好当地房价。房价高会增加办学成本，于吸引人才也不利。（温才妃《问诊河南高教：“慢车”如何变“高铁”》）

要打破区域体系

区域内高校之间应做到相互抱团发展、协调发展。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杨善林指出，特别是在某些高等教育资源并不均衡的地区，区域内高水平大学应该发挥“领头雁”的作用，带动周边普通地方高校共同发展。（陈彬、温才妃《区域高等教育如何跨越“马太效应”陷阱》）

就河南而言，新乡学院副院长宋伟认为，应加大对已进入“双一流”高校行列的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的投入支持力度，或有事半功倍、立竿见影之效；集中河南省和郑州市财力，重点支持基础好、特色鲜明的河南农业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使之早日进入国家重点建设的视野。（温才妃《问诊河南高教：“慢车”如何变“高铁”》）

而在南京大学教授贺云翱看来，恰恰要打破这种以区域为单位的高等教育体系，鼓励我国的优质高教资源在全国流动。流动的方式有多种。

第一种是跨院校协作。教育部可以开出“清单”，让东部高校对口支援西部高校，鼓励相关高校自行结对子。

第二种是跨学科协作。东部高校优势学科支持西部高校相关学科。相比较跨院校协作，跨学科协作的操作难度更低。

第三种是组建学联体。这里说的学联体并不是强强联合，而是高中低三种发展程度的高校组建的联合体，在联合体内实现优势互补，如学科相互支撑、优质课程分享等。（陈彬、温才妃《区域高等教育如何跨越“马太效应”陷阱》）

从本科生到博士生：“内卷”背景下的人才“炼金术”

无论何时，人才培养都是高校永恒的中心话题。2021年，多项事关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然而，无论是首个教育督导问责文件的正式实施、教育部对避免大量重复设置“过热”专业的文件要求，还是丘成桐数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的新鲜出炉、首批未来技术学院名单的正式“官宣”，其大背景依然是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张所带来的竞争加剧，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卷”现象。“内卷”是今年人们口中的“热词”，也是人才培养中特别值得关注的重点。

数量并不“过剩”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指出，教育的竞争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而“内卷”是社会从中获得收益的同时不得不支付的成本。“内卷”不仅仅包括学历层次，还包括学习成绩。他建议，大学生如果能通过一定努力获得比较好的绩点，则不应该跟风鄙视绩点；如果你在绩点上感觉疲于应付、力不从心，则可以去寻找能够体现自己优势的其他信号，比如科研、公益服务等。（李锋亮《“内卷”是教育发挥筛选功能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内卷”现象引起很多人关注，但专家们表示，至少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尽管其学历有所贬值，但数量并不“过剩”，因此应谨慎使用“内卷”一词。

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湃看来，过剩意味着供大于求，而从多个角度看，我国研究生教育现状并非如此。如从考生端看，考研需求仍然旺盛，并非人人都能够读研；从毕业生端看，不同领域过剩与不足并存，一些专业的毕业生甚至供不应求。

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9年达到51.6%，刚突破50%的关口，说明我国才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仍有上升空间。（冯丽妃《研究生教育“降维”真相》）

培养过程中的合理性

在面对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现状时，与其强调内部竞争的增加，不如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培养过程中的合理性上。近年来，国内高校屡屡传出研究生学位申请资格被取消的新闻。实际上，虽然多年前国家就发文表示要完善和落实研究生分流退出机制，但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尤其是博士生培养并没有真正做到“严进严出”。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表示，博士生毕业后的学术能力与水平的高低并不会给导师的学术以及人才培养声誉带来影响。相反，如果导师将一名学生淘汰了，反而会面临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且不说导师自身可能会“于心不忍”，学生可能的过激行为以及周边舆论的影响，也都会让导师疑虑重重。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机制，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评审环节层层把关，并在这个过程中逐层筛选淘汰不合格的研究生。（《核心五问：研究生“严出”难在哪儿》）

“学生”还是“学者”

在博士生培养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个更加“基础”的疑问，那就是博士生究竟应被看成是“学生”还是“学者”。在对比了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表示，美国高校博士生有着较清晰的学者意识，而中国博士生则学者意识不强，很多时候更愿意把自己当作学生。博士阶段的学习是未来从事学术实践的核心所在。博士生在学习和训练过程中，往往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因此，应更加关心、尊重和重视博士生，特别是将其视为学者。（郭英剑《应把博士生当学者而非学生》）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永谋也表示，理想的读博状态应近似于一种工作或“准工作”状态。然而，当前各高校对博士生应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很多博士生对自己任务的理解，就是发表拿到学位要求的规定数量核心期刊论文，并完成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不过，这也意味着博士生的待遇要参照科研人员的待遇来执行。因此，“博士生招生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学校有多少钱、教授有多少项目，就招多少学生，每年学校和教授自主调整”。刘永谋说。（冯丽妃《该不该给博士生“加薪”》）

从文科裁撤到大类招生：象牙塔内外的双重驱动

人文学科再遭“关停并转”、大类招生遭遇“滑铁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即将过去的2021年，围绕学科专业热点事件频出，引发人们对教育的本质和大学使命的思考。我们发现，学科专业变迁和改革的背后，有些事关人才培养的愿景，而有些则是基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或市场化的结果。

文科裁减缘于“无用”？

2021年，美国包括佛蒙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在内的多所高校都宣布裁减相关专业，其中人文学科受到的打击最大。

4月，央行一篇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在网上引发热议。该文中提到，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这一观点被认为是对人文社会学科的歧视，也是“文科（生）无用论”的“卷土重来”。

这一轮人文学科遭遇压缩裁撤的原因何在？应当如何评估人文社会学科的价值？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认为，首先，自2020年蔓延至今的新冠疫情迫使几乎所有高校都必须进行经费削减，以弥补日益扩大的预算缺口，人文社科专业首当其冲；其次，文科学生人数少但投入巨大。这些都是导致人文学科“关停并转”的直接原因。而深层次原因是，“虽然人们都知道人文学科的价值，但培养创造力、创新和批判性思维还是很难与货币价值相抗衡。只要人们讨论的是短期行为、变现行为，那么人文学科就将继续面临被低估乃至被裁减的命运”。（郭英剑《疫情之下，人文学科再遭“关停并转”》）

谈及“文科无用论”引发热议，香港城市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学者程星认为，“如此陈旧的命题能够引发热议，一定是触动了当代社会的某个痛点。这个痛点在我看来，既无关大学的专业设置，也不涉及文科是否有用、文科生是否受到歧视的问题，而在于当代高等教育背后无法回避的民生问题。”

在程星看来，从毕业生就业角度来看，文科与理工科最大的区别是所谓的“可雇性”（employability）。将“可雇性”作为质量评估的标准之一，本身并无不妥，问题出在指标的时限。将时限设在毕业后的短期中，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当然高于文科。但若将时限拉长，文科生不一定会输给理工科学生。（计红梅、陈彬、温才妃《“文科无用论”卷土重来？文理科学者同题研讨》）

“大类招生”走向何方

冷热门捆绑、衍生等一系列招生乱象……在即将过去的一年，已实施近20年的大类招生暴露出诸多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对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指出，“一些高校的探索虽然很积极，但其具体方案设计与大类招生本真的意义，还有一段距离。”

上海大学原副校长叶志明则认为，要实施真正的大类招生，更重要的是要摒弃传统的课程设置方案与体系，否则按照大类招生入学的学生会受困于依据传统思路设置的基础课程体系中。（温才妃《大类招生何以遭遇“滑铁卢”》）

在郭英剑看来，当下大类招生制度已经走过了初步阶段，应该说是成功的，现在需要进一步改革，才能助其行稳致远。在他看来，现在已经到了放开大类招生、逐步建立本科生院，使得大学教育变为“一盘棋”的时候。（郭英剑《建立本科生院制 让大学教育变为“一盘棋”》）

交叉学科如何才能保持活力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首次对交叉学科内涵进行了界定，就设置机制、退出机制、学位授予、质量保证体系等方面作出要求。

交叉学科如何建立？其活力如何保持？在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看来，当下的时代，世界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大量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不断出现，迫切要求建立大量新的交叉学科。不过，“在这方面，我们绝不能盲目、缺乏理性地为现状沾沾自喜，而需要切合实际地缜密思考，如何建立这些交叉学科”。

在他看来，交叉学科的活力和优势就在于“交叉”。只有继续保持与其构成的母学科，以及其他相关学科活跃的联系、交流、沟通与对话，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这样的交叉学科才更有活力。因此，交叉学科只有不断与各种学科连续“交叉”，才能体现出它的生命力。（王义遒《学科“交叉”比交叉学科更重要》）

从人才流动到考核指标：高校治理的变与不变

回顾2021年，在高校治理层面，无论是校内人员治理还是校级之间流动，乃至于高校整体的区域布局，都在悄然发生着调整与改变。

伴随着这些改变而来的，还有破“五唯”后新标准缺失所导致的迷茫感、高校人员流动不畅带来的纠结感、规范异地办学后高校寻求区域突破背后的挣扎感……所有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五味杂陈的2021年。

“立什么”是个问题

作为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破“五唯”得到了高校教师的普遍欢迎。不过，也有高校教师表示，由于目前并没有建立起新的评价体系，一方面导致希望有所改变的高校“无的放矢”，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高校有了“钻政策空子”的机会。某位高校人事部门工作人员坦言，目前国家层面对于新的高校教师评价标准尚未细化，这导致基层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说得再简单些，当我们破除‘五唯’之后，应该立什么呢？这是个问题。”（陈彬《破“五唯”后年终考核变了吗》）

同样缺乏有效评价标准的，还有如何打破“教授终身制”的问题。

青海师范大学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研究员包万平坦言，在教师群体中，最为人诟病的并不是那些勉强被评为教授的人，而是某些学术能力低下，但却凭借各种手段将行政、学术权力集于一身的人。此类人在高校中只是极少数，但危害却很大。如果以现行的评价手段，即使实行对教授的审核制，所筛选出的也很有可能是前者，而后者则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蒙混过关。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缺乏足够有效的评价手段，有学者直言，破除教授终身制看似必要，实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高校的所有工作都可以归到评价标准上来。评价标准合理了，其他问题基本就迎刃而解了，否则便会回到原来的老路，该发论文还是发论文，该搞项目还是搞项目。这个问题不但国内存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包万平说。（陈彬《评价缺位致现实版“天鹅、梭子鱼和虾”》）

课程的优劣是非

评价标准问题目前已经遍及高校治理的方方面面，大到一名教授是否能获评“终身”，小到一门课程的优劣是非。

当下，很多高校会通过“课程督导”的形式，改进年轻教师的课程教学质量，但目前有些督导却已成为“夸夸群”的一员。因为督导意见涉及任课教师的饭碗，一些督导通常谈优点多、谈问题少，甚至避谈缺点。而且，在职教师大多都拒绝做督导，钱少、活儿多、得罪人……唯恐避之不及。

对此现象，专家们表示，只要行政部门“认真”“勤快”起来，很多问题并非无解。比如，很多人不愿意当督导，原因在于诸多服务性质的工作不到位。如校外督导涉及接待等安排，没有专人组织则工作量比较大。而教务处让一名督导的听课意见左右教师的命运显然也不合适。因此，当问题暴露出来，教务处应找专业委员会反复听这名任课教师的课，只听一节课容易以偏概全，对于有问题的授课更应该加大听课比重……（温才妃《教学督导何以“谈优点多、谈问题少”》）

上升到法律层面

如果将教师在高校内部的流动（如晋升、获评终身教授）视为纵向流动的话，那么教师在高校之间的流动，则可以被视为横向流动，而在这方面，“标准”问题同样存在，只不过其维度已经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当下，教师离职纠纷频繁发生，然而上升为法律诉讼案件的却并不多。在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进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这代表着很大程度上国内高校教师依然缺乏“契约精神”。

刘进表示，尽管高校教师属于高知人群，但其法律意识却往往比较淡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签署协议时并不会对合同的具体内容作认真分析；二是当出现离职难等问题时，不懂得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身的利益。

现阶段，尽管相关法律条文尚待完善，但教师将离职纠纷问题交给法律处理依然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方面，普通劳动力市场对于人才流动的相关法律解释已经相当规范。然而，似乎正是由于教师相关意识和行动的欠缺，目前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规则依然没有建立和完备。（陈彬《高校教师流动：一场“双输”的博弈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