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兵 陈雪儿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摘    要：

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是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必然选择。在新发展格局下，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中西部高质量发展是相互促进，协同共生的。当前阻碍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质性矛盾即是缺乏在地化意识。遵循当前的“发展”主题，中西部高等教育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重构制度体系、布局体系、目标体系、要素体系和供给体系以凸显其中西部规定性。未来中西部高等教育应在外向的政策建设的支持下，从办学理念重塑、耦合机制加固以及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等内生型路径出发，以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适切性回应当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西部规定性;在地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并将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作为重要任务。中西部高等教育作为中西部振兴的战略内生性力量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其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区域的全局性发展以及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性发展。

2020年9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聚焦高等教育不平衡发展矛盾，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转变，高校协同发展、服务能力提升”。高等教育的不均衡矛盾集中体现在中西部高等教育整体上相对于东部高等教育的欠发达现实。同时，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入新的调试期^[1]。满足当地的实际需要是整个教育建制的基本社会责任^[2]，但中西部高等教育所承载的助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功能尚未完全激发，联动区域发展乏力。具体来看，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存在两个基本的事实性矛盾。其一，中西部域内外高等教育均存在不均衡：一方面是中西部相较于东部的不均衡，自东向西呈阶梯式下降态势；另一方面是中西部内部的不均衡，兼有高地和凹陷^[3]。表1以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指标说明中西部高等教育相较于东部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状^[4]。各指标均呈由东至西的阶梯式下降；西部较中部更不均衡。与此同时，中西部省域间的差距巨大。以高校专任教师的学历结构为例，四川高校的专任教师具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本科学位、专科及以下的比值为1:1.15:1.05:0.03，而西藏的相应比值为1:4.07:2.54:0.02；四川高校的博士学历教师和硕、本学历教师已基本持平，而西藏高校教师的学历结构仍呈“倒U形”。国内学者还从高水平人才的引育和流动^[5][6]、基础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7]等方面分析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不均衡矛盾。

表1 东中西部高校的发展程度对比表  下载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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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均来源于2019年教育统计年鉴。

表1 东中西部高校的发展程度对比表

其二，中西部高校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联动互促乏力。一方面，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速度不相当。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高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较差，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超前于或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这种低协调性不利于区域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功能。也即是说，中西部高等教育对区域发展的贡献率有待提升，其以人力支撑、科技支撑、理念支撑等对接区域发展的作用发挥不明显。在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规格上，未有效对接区域产业调整和发展方向，尤其是未有效支持区域的支柱产业、关键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同时，在服务面向上缺乏区域的规定性，在战略定位上未将学校发展和区域发展紧密结合。另一方面，中西部区域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力较弱。以居民的高等教育消费支出、毕业生就业^[8]和高等教育财政性投入为例：2019年东中西部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2019年居民消费支出计算得出)分别为26.58%、27.12%、29.01%，这说明中西部居民对高等教育的消费支出占比较东部更低；从毕业生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毕业生流失比例高^[9]；东部高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是中西部总和的1.23倍，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经费是中西部总和的0.92倍，社会捐赠收入为中西部总和的4.09倍。

第一个矛盾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是固有且难以克服的。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制度逻辑来看，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配置之初便忽视了省域间的结构布局^[10]；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不均衡是一个高等教育内部的原生性矛盾。且国家的各种扶持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中西部高等教育“滞后、不均衡、欠发达”等标签化印象加深；长此以往，中西部高等教育对政策的依赖性阻滞了其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二个矛盾则是内外因交织的。中西部区域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弱主要是外因型矛盾，而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区域服务能力弱则主要是内因型矛盾，其实质是发展缺乏在地化。

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整体缺乏在地化特质首先是受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移植”思维的影响。从创办京师大学堂之初模仿日本高等教育模式。再到20世纪50年代全面苏化和90年代冷战结束后由美化到西化模式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始终走着学“优”学“强”的路子。这一模式直接导致中西部高等教育在振兴过程中也采取了借鉴东部强校或盲目追求全球化的模式，而缺乏对区域社会文化、组织环境、现实需求以及群体价值观念等的关涉，走捷径思维极大限制了自主创新发展的动力。再加上我国高等教育的政府强控制传统的双重效应^[11]，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内发式的在地化办学实践进展缓慢。

破解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难题，首先应该对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蕴有深刻解读。“十四五规划”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2020年达到54.4%，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的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高等教育将经历由“大”到“强”的转变^[12]。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社会和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由量到质转变的回应。

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体现了我国对“发展”主题的遵循，新发展阶段的发展主题即是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实现高质量发展^[13]。发展是重点，而高质量是对发展水平的规定，高质量发展也即是一种高水平发展。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矛盾相应转化为高等教育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和群众对优质、特色和适应性高等教育资源的期望的矛盾。基于外部环境变化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对教育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功能的基本遵循，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以质量和特色为核心、以多元和公平为重要价值追求的发展理念，从全局上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模式和育人方式等进行指导。这一发展理念进一步要求从整体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和机制，从外部强调高等教育和其他社会领域的协同的高质量发展，从内部强调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目标机制、动力机制、运行机制的和谐和统一。因此，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通过对要素资源的重新组织和配置以调动多元主体协同作用的发展机制。这也说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仍是旨在通过对高等教育内外各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应对变化的国际国内格局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要求——这势必是过程性的，因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会因时因势而变。同时，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性已经形成的现实条件下，质量提升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永恒目的。

前已提及，当前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缺乏在地化意识；因此，相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在区域规定性下、立足中西部特色优势、面向当前发展的矛盾、精准服务中西部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定位。

首先，中西部高校的办学定位须体现中西部规定性。要基于中西部资源禀赋以及各高校的特色优势，分类明确办学定位。在坚持中国特色的总体要求下，彰显中西部区域特质，主动破解当前发展的矛盾，适应并服务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响应“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需求，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和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中西部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在立足中国特色和融通中外相结合的基础上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抓手和纽带，利用中西部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打造更大规模、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内陆高等教育开放高地，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和国家发展，构筑“一带一路”共同体发展联盟。

再者，中西部高等教育在区域内外的不均衡现实以及区域内部的异质性因素的存在致使中西部高等教育难以完全复制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它势必是一种基于特色、追求效率的发展机制，是对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层次标准和评价体系的特殊要求。它是一种分类发展机制，是在服务区域发展的整体目标下，强调中西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高校的特色发展。“双一流”建设高校、省部共建高校、地方本科高校、高职高专院校等不同层次高校以及民族院校、师范院校、理工类院校、综合性院校等不同类别的高校的历史优势不同，其发展方向、质量标准、评价体系应体现差异化。同时，它是一种错位发展机制，即是基于院校优势、区域需求而区别于以往高校同质化发展的一种资源集聚型发展机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握区域需求和学校优势，优先发展重点领域，重点突破，扩大中西部高校的特色效益，精准对接区域错位发展的产业结构，构成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互补格局。进一步地，它是一种协同发展机制，统筹、整合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通过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实现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差序格局基础上的一体化发展态势，以合力进一步推动区域教育、科技、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发展。

与此同时，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历时性过程，是基于已有优势和特色的优势扩大化和特色聚焦化的过程；也是克服各种历史劣势叠加效应的突围过程，也即是对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困难和障碍的消解过程；且在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下，是一个因事而化、因时而进且因势而新的持续性过程，高质量发展的标准随着其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过程中对阻滞机制、资源劣势等困难的攻克，对重点领域的突破等而变化。因此，中西部高校单靠自身力量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这一发展过程需要全方位的资源保障体系，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双重政策利好的赋能下，中西部高校自主探索其在地化发展的过程。

中西部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体的，前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过程。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各种高等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总和，关涉高等教育的类型与层次结构，不同类型和层次高等教育的占比、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沟通机制和服务面向等问题^[14]。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即是以在地化为依据的合理的层次结构和有效的功能发挥的复合体，主要涉及高等教育的层次、类型、布局和学科专业结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各层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合理分工和服务面向等，是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根据教育发展规律的自组织体系。

(一)以创新驱动中西部高等教育制度体系

创新驱动改革发展，制度创新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来源。当前制度创新的重点应在于逐步构建中西部高校发展的“自生秩序”^[15]，同时保持政府、社会和高校三者之间的张力。宏观来讲，中西部高等教育要在当前“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的制度架构中寻求创新突破，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高等教育的统筹管理。当前中西部已形成了以武汉、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为中心的高校群，适当增加地方的行政权限以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是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和区域整体发展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中观来讲，应构建政府宏观指导、高校自主办学、社会参与监督的多元主体参与的良好治理结构，形成与区域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创新治理体系。针对当前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政府调控权力过大、市场调节能力不足、高校自主权发挥乏力的现实，要通过管理权限的重新分配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三方主体的合力，进而推动中西部高等教育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微观来讲，要因地、因校创新高校内部的制度系统，自主构建高校内部治理的“自生秩序”：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必须是各层各类高等教育机构，高校内部的制度建设是提高其自主发展能力的基础。中西部高校应破除制度同形，依据自身的发展优势、历史积累和未来愿景主动开展适宜本校的制度建设实践。

(二)以协调优化中西部高等教育布局体系

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在中国特色基础上坚持中西部特质，发展重点需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相协调。要以“协调”为价值引领，优化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布局体系，以实现其“合需要化”^[16]。依据西部大开发、中部振兴战略的深入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圈等区域性创新发展战略规划下的空间战略布局，中西部高等教育应在空间布局、专业学科布局、类型布局、层次布局方面主动对接区域发展。在空间布局上，构建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5个国家中心城市为中心的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高等教育网络布局，以高等教育布局调整推动中西部城市群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在专业学科布局上，对接区域产业体系，推进产业链、学科链、人才链的协同发展，用学科集群推动中西部产业集群发展，以新工科、新农科、新文科、新理科建设对接中西部地区传统优势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集聚。在类型和层次布局上，一方面要保留中西部地区民族院校、师范院校、农林院校的多类型优势，迎合区域产业类型和特色市场，形成多样化、功能分化的类型布局；另一方面，构建高水平师资队伍支持的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的分层协调发展，以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服务群众的多样性需求和区域的多元化发展——构建本科教育为灵魂的、重心下移的高职高专和成人继续教育以及重心上移的研究生教育一体两翼的层次布局，以技术人才培养直接对接区域人才结构的转型，以高层次人才培养直接服务区域创新发展，健全高等教育适用性人才培养体系。

(三)以绿色引领中西部高等教育目标体系

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因此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中西部高等教育规模外延式扩张逼近区域生态承载力、区域内外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高校无序竞争以及高校趋同化发展误区等内外矛盾的激化下，构建绿色引领的中西部高等教育目标体系即是优化资源配置及提高利用效率，追求特色立校、质量强校，实现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等教育的差异化发展。因此，中西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即是在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规律的前提下，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以特色带动发展、以质量建设为抓手的良好的高等教育生态。宏观来讲，不同高校要基于其历史办学优势和所处区域的社会经济需求，明确具有区域规定性的办学定位，进而指向异质化的人才培养结构和区域服务面向，一方面解决同质化的综合性大学办学方向对中西部有限的教育资源的稀释，另一方面变依附性的模仿思维为主动性的创新思维。中观来讲，在创一流的目标导向下，应对“一流”有新的理解：一流大学既可以是具有卓越科研实力的研究型大学，也可以是特色鲜明的行业型院校；既可以是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也可以是“小而精”的学院^[17]。中西部各层各类高校发展程度差异巨大，要在良性竞争的价值基础上构建分类分层“一流”的目标体系——国际、国内、区域、省域的纵向一流和行业、产业、企业的横向一流，在中西部高校内部形成良性互动、共创一流的局面。微观来讲，中西部高校自身发展应融入绿色的生态文明观念，部分服务面向为资源密集型产业的高校应思考转向或扩大服务面向，与此同时，要将生态文明教育融入教育教学中，培养“绿色”人才推动中西部的可持续发展。

(四)以开放统筹中西部高等教育要素体系

强调高校发展的“在地化”意识并非拒斥国际化发展，而且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国内国际开放大格局正在形成的现实背景下，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可能局限于中西部场域。开放的要素体系既关涉“国内大循环”背景下的中西部高等教育体系内部的无障碍流通机制以及高等教育体系和社会的融通机制，也包括“国外大循环”形势下中西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国际化发展。因此，首先要构建高等教育内部开放的要素体系，形成人员要素、制度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和学科要素等资源要素跨部门、跨院校、跨学科的流动机制，实现各种资源要素的互通有无。以学院间、学科间的开放促成各种跨学科平台、交叉学科建设以攻克中西部发展的重难点；以院校间的开放构建区域内外的高等学校联盟以实现优质资源的规模性集聚效应，解决更广区域的问题。再者，要构建高校面向社会开放的要素体系：构建大学—市场(企业)—政府三方的沟通交流机制，高校向政府开放，更好地发挥教育智库作用，更为精准地对接政府制定的成渝经济圈、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高校向企业开放，更好地发挥高校作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社会服务的职能，统筹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和学业链。同时，要构建中西部高校面向国际开放的要素体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囊括了13个中西部省份，“一带一路”倡仪对国内沿线地区的高等教育开放格局提出了要求。相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开放要最大限度利用地缘优势、历史优势、文化和语言近缘优势等。中西部高校与中亚、西亚、东南亚、东北亚国家高校应通过学科共建、教学资源互换、人才培养合作等提升中西部高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国际影响力和高等教育话语权，构建“一带一路”沿线“高等教育发展共同体”，以智库、人才孵化器等角色精准有效支持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五)以共享调整中西部高等教育供给体系

共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以共享为价值追求构建中西部高等教育供给体系是一切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体现。共享的中西部高等教育供给体系是在“人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基础上的“人人都有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具有一定规模且结构合理的供给体系。首先，要继续扩大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供给规模：根据区域人口基数调整中西部高校的学生容量，不断提高中西部高校对中西部生源的承载力，满足“在家门口上大学”的需求，保证中西部生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同时，打破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壁垒，扩大面向社区和乡村的高等教育供给规模，为中西部乡村振兴、全民终身学习社会的实现提供充足的在地化高等教育资源。其次，提高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供给质量：加快建设各层各类的一流大学，提高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整体实力，满足人民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上好大学和上合适的大学的双重满足。同时，利用新兴信息技术构建网络化、个性化和联通化的高等教育供给体系，最大限度为学生提供可供选择的各类高等教育机会组合。再次，在扩大中西部高等教育容量和质量的基础上，提升高等教育供给的效率。人才培养作为高等教育的基础性职能，培养直接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是全社会共享高等教育成果的必然路径。人才供给的周期性要求高校人才培养结构的预测性，以“当下”需求扩大“未来”人才供给势必会引起人才供需的匹配失衡^[18]。中西部高校要立足区域发展现实及宏观的区域发展战略，建立具有中西部规定性且具有未来意识的供给体系，实现中西部高校服务现存劳动力升格和培养未来中西部人才的目标。

以当前新发展格局的契机，站在“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中部振兴和城市群建设等中西部开发开放战略发展的新高度，瞄准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以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教育战略为抓手，中西部高等教育要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采取新的行动路径，既要在客观上根植于中西部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状况等社会环境，还要在主观上积极融入中西部区域发展中，以在地化发展为主要的价值遵循，主动对接当前中西部区域发展的战略重点和目标。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破除“移植”思维，化被动为主动；改变依靠“外向型发展”单条腿走路的做法，走内生型发展和外向型支持相结合的道路。

(一)健全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强政府控制使得高等教育发展具有较大的政策依赖性。因此，以法律法规、规划纲要、意见通知等形式在宏观上规定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定位、方向、目标、保障条件和措施等，构建健全的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是合乎规律且必要的。这一政策体系的重中之重即是一部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法律，从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投入、空间布局、社会参与机制、师资队伍配备、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等层面提出更具制约性、规范性和保障性的措施，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19]。在强效力的法律框架的规制下，从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高水平大学建设、高等教育公平均衡等价值维度完善中西部区域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配套政策，形成立体化、网络化的政策体系。

(二)树立质量立校、特色强校的办学理念

质量和特色是中西部高校将所谓的区域劣势转化为区域高等教育乃至区域发展的增长极的直接动力。在质量建设上，要发挥政府的质量保障功能和高校自身的质量文化建设功能。在中央和地方两级统筹管理体制下，中西部地方政府应充分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通过完善质量保障法律法规、建设分类评价标准、多元主体责任分工进而引入行业协会、教育评估机构、高校自身参与质量建设。高校内部应建立一种以共同的价值观和发展承诺为核心的平衡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的质量文化，协调个人努力和集体责任以共同营造大学内部的质量文化，合力追求高校内部的质量标准。在特色化道路上，中西部高校应以区域特色打造办学特色，实现有限教育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以办学特色弥补资源劣势，赢得办学的比较优势。这主要通过学科特色实现：基于地缘优势，利用区域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开办体现中西部特色且回应中西部战略需求的特色学科；已有的区域特色院校，如民族院校、师范院校应进一步聚集优势资源，打造一批中西部特色品牌，通过品牌的外溢效应带动区域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

(三)促成中西部高校和区域发展的耦合机制

耦合机制是指相互关联的各要素在互动中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中西部高校和区域发展的耦合即是指中西部高校要树立在地化意识，要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以产学研用一体化、产科教城融合等为抓手形成高校内外、区域内外合作互助且利益互补，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互促机制。具体来讲，中西部高校在服务面向定位上应体现中西部规定性，应在精准把握区域发展需求和本校历史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职能，倾向性地服务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服务能力上，中西部高校应时刻关注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关切，充分发挥智囊团和思想库的作用，以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支持区域急需的重难领域发展；同时，扩大高校对成人继续教育的支持，满足区域产业调整和升级对人才结构适应性的要求，机动、快速地回应中西部区域发展对成人高等教育的需求。此外，中西部高校要充分利用区域优势，寻求自身发展的外部增殖环境，扩大其办学的社会网络，在高校场域外吸收更多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

(四)提高中西部高校的自主发展能力

长期以来的依附心理和跟跑思维束缚了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自主发展，没有建立起扎根于本土、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20]。中西部高校应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由外力驱动实现内生发展，促进国家干预行为与市场自发行为共存与调适^[21]。高校应激发其发展的内生动能，基于区情和校情确定学校的发展愿景和核心价值，树立学校之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使命感。进一步地，中西部高校要树立主动出击的意识，积极从制度环境中获取自身发展需要的资源，将政策红利转化为自主发展的制度动能。同时，要构建与外界的良好互动关系，从政府以外的社会各界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借助市场力量及时革新和调整高校内部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模式和建设重点；善用社会舆论力量，关切并及时回应区域关注的重大问题，提升高校在区域的社会影响力。另外，高校的质量监控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政策话语的重点之一^[22]，也应是中西部高校自主发展能力建设的重点。中西部高校应形成数据治理思维，发挥教育数据的价值^[23]；建立以人员、资源、学校产出等要素为核心的内容指标体系，并利用大数据技术支撑的实时监控平台，发挥质量监测和评估，以及预警预测等功能，进而促进中西部高校对其发展的价值判断和科学决策。

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中西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是高等教育后普及化时期对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新阐释。中西部高校应坚持“在地化”发展的主线，坚持内生型和外源型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办学定位、功能布局和服务面向上更加突出中西部规定性，实现基于中西部且为了中西部的发展路径。